沈文泉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1896～1935）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和杰出代表，他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凭着自己优异的考试成绩和湖州老乡、湖州中学校友的双重关系，以及协助主任徐恩曾成功举办“西湖博览会”的上佳表现，赢得了他的信任，成为他的机要秘书，为党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还帮助李克农、胡底打进去，奇迹般地完成了周恩来副主席要他们将敌人的特务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的任务。尤其是1931年4月24日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他第一时间截获密电，冒着生命危险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挽救了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和共产国际机关，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称赞，他的英雄事迹永载党的史册。

然而，钱壮飞烈士的牺牲一直是个谜。今年夏天，我从贵州文友的微信中看到金沙县的干部群众凭吊钱壮飞烈士牺牲地和烈士墓，当地老干部向学生讲述钱壮飞烈士牺牲的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决定去贵州金沙走一趟，以图探寻钱壮飞烈士的牺牲之谜。这对于用文学的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很有意义的。

10月13日至18日，笔者在《贵阳日报》总编辑杨萍、《贵州日报》驻毕节记者站站长李凯、记者顾野灵等朋友的帮助下，到遵义参观了苟坝会议旧址及其陈列馆，到金沙县后山镇和贵阳市息烽县长流镇的乌江边考察了钱壮飞长征时走过的路线、求助过的农户，凭吊了他的牺牲地、钱壮飞烈士墓，参观了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请教了当地对钱壮飞事迹深有研究的党史专家、文化干部和学校老师，基本上搞清了钱壮飞烈士牺牲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弄清了他的牺牲真相。

众说纷纭一团迷雾

无论是钱壮飞的家乡浙江湖州，还是他的牺牲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乃至于整个中共党史界，关于钱壮飞的牺牲有好几个版本，一团迷雾。

谭宗级发表在《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上的《顾顺章的叛变投敌和钱壮飞保卫中央的功绩》说：“1935年3月，在贵州省息烽县沙土镇光荣牺牲。”然而，沙土镇根本不在息烽县境内，而是在当时的黔西县境内，今天则属于金沙县。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5年10月征集到的原中共上海法南区法租界支部（钱壮飞曾是这个支部的党员）书记张沈川的的回忆文章《回忆钱壮飞同志》一文，曾有这样的记载：“钱壮飞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呢？1939年，我在重庆‘八办’（即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刘少奇同志，据他当时对我讲，大致是这样的情况：钱壮飞到苏区后，还是负责搞情报工作。长征时，他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七八个人编成小队行军。过了贵阳，碰上敌机轰炸，大家就分散隐蔽起来。当时钱壮飞和一个勤务兵一起往山上跑。钱还带了一些光洋，由那个勤务兵背着。警报解除以后，大家又集合起来往前走。走了一段路，才发现钱壮飞不在队伍里。马上回头找，却再也找不到了，又没有充裕时间等待，队伍只好径自往前。后来组织上设法到当地了解情况，据说那一带土匪横行，有可能是钱壮飞同志上山后遇到土匪，被谋财害命了。”这里说钱壮飞是在过了贵阳后牺牲的，与钱壮飞在乌江边牺牲的大多数说法又不同。

原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钱江在1986年7月1日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钱壮飞同志》中写道：“钱壮飞同志是在1935年3月四渡赤水后、过乌江前，因躲飞机而被敌人杀害了。”这里说钱壮飞是在过乌江前，在乌江北岸“被敌人杀害”的。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6年7月征集到的原中革军委二局译电科副科长邹毕兆的回忆文章《回忆钱壮飞同志》写道：“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同志在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的途中，过乌江后的4月1日，从沙土镇出发后牺牲了……”这里是空间混乱了，当时红军是从沙土出发去二渡乌江的，而不是“过乌江后”再“从沙土镇出发”。

原中革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在1986年8月所写的回忆文章《深切怀念钱壮飞同志》中写道：“1935年……3月29日，在我们第二次过乌江时，由沙土镇出发到牛场这一天，钱壮飞同志在乌江边的一座深山密林里，被地主武装民团杀害了，时年40岁。”这里搞错的是这个“3月29日”的时间。

也是在1986年的12月，钱壮飞长子钱江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张兆南采访时说：“长征途中，父亲在完成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后，二渡乌江时，牺牲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

1992年12月，中共湖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书《湖州英烈》，第一篇就是《壮志凌云谱春秋——钱壮飞烈士传记》。这篇传记是这样描写钱壮飞牺牲情况的：

1935年1月，钱壮飞在完成遵义会议的会场布置和保卫工作后，又踏上了征途。

同年3月29日，钱壮飞骑着坐骑离开宿营地沙土镇前往乌江边进发。警卫员和马伕紧紧跟着首长，沙土镇与乌江渡口很近，只要经梯子岩，沿着一条小道就可直插乌江边。由于国民党得知红军要二渡乌江的消息后，几乎天天出动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因此行军时队伍较为分散。那天为阻止红军渡江，敌机照例进行轰炸、扫射。在躲避空袭时，钱壮飞和警卫员分散了。岂不知在这茂密的森林中暗藏着许多窥探红军动向的土顽武装。当天下午4点多，军委纵队主力已渡过乌江，顺利到达宿营地——贵州省息烽县牛场。这时，钱壮飞的警卫员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钱壮飞和马伕不见了！”

“你怎么不同首长在一起？”周恩来急切地问。

警卫员心情沉重地答：“为了躲避飞机扫射，大家四散跑进树林隐蔽，就这样我同首长失去了联系。等到警报解除也不见首长他们，我以为他们二人已先过江了，因此就匆匆过江，但到现在也没见，真急人！”

周恩来听后严肃地指出：“你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可是你却……哎……”一面紧急命令一个连重新返回寻找钱壮飞，但是偌大一片森林又到哪里去找呢？从此，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一位杰出的情报工作者。

张西廷1993年4月出版的《虎穴利剑》是湖州人第一部写钱壮飞的书。这本书又是这样描述钱壮飞牺牲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红军中央纵队经梯子岩，二渡乌江，抵达贵州熄烽县牛场时，突然被几架国民党飞机发现。万恶的飞机对着红军队伍狂轰滥炸，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揍他狗入的！”有个叫小虎的红军战士，见此情景，满眼冒着怒火，从树丛中跳出身来，举起枪瞄准飞机便打。但由于当时红军的武器大多是自己土法打造出来的，射程很近，哪里能揍得下在天空中横冲直撞的飞机呢？

这时，那架被小虎打了几枪的国民党飞机，恼羞成怒，在转了一圈以后，猛地拉低了高度，带着刺耳的怪叫声，野兽般地朝小虎扑了下来。飞机肚下的枪炮，不时地喷着火舌，象毒蛇吐出的舌头，穷凶极恶。

“卧倒，快卧倒！”钱壮飞见状，奋不顾身地扑在小虎身上。

小虎获救了，而钱壮飞同志却倒在了血泊之中。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一股股殷红殷红的鲜血往外涌。

“首长，首长，您醒醒，您醒醒啊！”小虎扶着钱壮飞，哭着喊，钱壮飞已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他听见了，他分明听见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号角；他看见了，他分明看见了中国革命的旗帜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地飘扬……

笔者2009年11月出版的《湖州名人志》“钱壮飞”词条也是这样介绍他的牺牲情况的：“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次年3月31日二渡乌江抵达贵州息烽县时遭敌机空袭遇难。”

余方德、黄其恕合著的《红色特工钱壮飞》一书从第214页至221页，用了7页的篇幅详细描写了钱壮飞牺牲的经过，1935年4月1日最后牺牲的情景是这样写的：

傍晚，当红五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几架敌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数十枚炸弹。

“轰隆——砰砰——”剧烈的爆炸声破空而来，九庄镇西门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接着敌机向祖师观飞来。当时国民党的飞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这种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所以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

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冒着随时被敌机机枪击中的危险，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

祖师观内的战士们为了将敌机引开，纷纷拿起枪冲出了祖师观。正在祖师观里的钱壮飞也毫不犹疑地拿起一把步枪，与战士们一起冲了出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红军战士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有一架敌机被击中了，拖着一缕黑烟狼狈逃窜。另外三架敌机恼羞成怒，一次次俯冲下来，向红军战士猛烈扫射，因为距离太近，又没有什么坚固的掩体，战士们纷纷中弹倒地，伤亡惨重。

钱壮飞急了，端起步枪，扣动扳机，向敌机射击。

啾啾啾——一梭子弹突然击中了他的胸口，鲜血刹那间染红了他的衣服。

钱壮飞倒下了，倒在了这片被鲜血浸透了的红土地上。

他最后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看到了一轮绚丽的夕阳正在缓缓下沉，看到了天边有飞翔的鸟儿正在归巢，也看到了战友们雄壮的脚步正在激越地向前迈进……

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他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山河失色，大地同悲。特殊战线上的一代传奇英雄钱壮飞就这样将热血洒在了乌江岸边。

不过，《红色特工钱壮飞》一书还附了另外两个版本的说法：一说钱壮飞当时化名“夏树云”，1935年3月31日准备从金沙县后山乡梯子岩过江时，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被“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后被国民党流长乡乡长宋子贞与手下推下一个叫“没良坑”的五六十米深的山洞又砸石头害死，随身物品被凶手掳去；另一种说法是3月31日傍晚，钱壮飞单独一人来到乌江北岸离梯子岩渡口二里的彭桂容家买食物吃，因语言不通，彭桂容背着娃娃跑掉了，到陈么嫂家里买，陈么嫂也因同样的问题跑了，后来遇到当地恶霸地主刘家的帮凶聂丛山，黎佯装带路，趁钱壮飞全神贯注观察乌江对岸时将他推下三十余米的悬崖，并用石头砸死，抢走手枪、衣服等财务。

由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11年6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钱壮飞》一书收入的《钱壮飞传略》又是这样描写他的牺牲的：

1935年3月下旬，中央红军挥师南下，从贵州省金沙县的沙土、后山一线南渡乌江。3月30日，红一军团从大塘、红三军团从江口、红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从梯子岩，先后渡江。31日，红军主力除担负牵制任务的红九军团外，全部渡过乌江。在大部队至息烽县流长一带时，大家发现钱壮飞掉队失踪。当时即派部队回去寻找，遗憾的是一直未能找到。党中央事后确认，钱壮飞已不幸牺牲。

上述种种关于钱壮飞牺牲的说法，在三个方面是模糊不清的，一是牺牲的时间，有说3月29日的，有说3月31日，有说4月1日的，也有笼统说3月或者4月的；二是牺牲的地点，有说金沙后山的、沙土的，有说息烽流长、牛场的，甚至有说贵阳的；三是牺牲的情形，有说中弹牺牲的，有说被炸死的，有说被杀害的，有说被推进深坑砸死的，也有说失踪后确认牺牲的，等等。这一系列的模糊不清，化作了一个很大的谜。

惊动中央的求证

在钱壮飞烈士牺牲的贵州，关于他的牺牲，存着着“金沙派”和“息烽派”之争，而且争论了几十年。

金沙县委宣传部、党史办和文化馆的领导告诉笔者，1985年3—4月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到达金沙后，钱壮飞牺牲之争引起了高层的重视。笔者在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中没有看到相关内容，但电话向他求证时他说，当年在金沙和息烽两县都说起过这件事，后来为此事又专门两次去金沙考察调研，并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作了反映。致力于钱壮飞烈士事迹研究的后山乡初级中学语文教师敖国华在《忠魂喋血乌江，英烈世代共仰——探寻钱壮飞烈士牺牲始末》一文中，记载了罗开富当年重走长征路到达金沙县后山乡时的情况：“1985年3月8日，罗开富一行在遵义市公安局向导刘中宝的带领下自狗场（中心）来到后山，时任金沙县委书记黄玉贵、县长许正维、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赵正乾、沙土区委书记游国家、后山乡党委书记刘朝富、副乡长陆定富、秘书周泽汉等在乡政府召开座谈会，期间，谈论到长征时期南渡乌江历史，由此，罗开富提到中共历史上‘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在1935年3月30日至4月1日，中央红军从沙土到流长时，在乌江之畔遇到敌机侦察、轰炸，分散躲避，至流长集合时，发现钱壮飞掉队失踪。”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金沙、息烽两县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加强了对钱壮飞烈士牺牲时间、地点和经过的调查、考证和研究。

经过十多年的调查、考证和研究，金沙县党史办逐步弄清楚了钱壮飞烈士牺牲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形成了钱壮飞牺牲的金沙版：1935年4月1日，当红军大部队渡过乌江后，有一个红军干部独自一人牵着一匹白色的骡马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来到江边，向村民彭桂容买了点东西吃。天快黑的时候，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聂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聂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遂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堰田岩时，黎趁这位红军干部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他推下三十余米深的悬崖，然后又下崖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骡马和所有衣物。聂丛山回家后用手枪和骡马换了几石米，娶了一个寡妇。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干部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1986年1月，中共金沙县委党史研究室和沙土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联合调查组上报了《关于钱壮飞牺牲情况的调查》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党史部门，金沙县民间还有一些热心人士热衷于钱壮飞烈士牺牲情况的调查考证，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沙土中学老师陆定富”，他“联合后山人陈启文、李明齐、刘长焕、王烽、闫国庭、王建华、陈爱民、李翼等，数年奔走，深入调查，实地走访8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基本采访对象，结果写成了近万言的采访手稿。”

息烽县党史部门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后认为：钱壮飞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他们在宋家寨调查时了解到，当年4月2日，一位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好交代。”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四十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来，当地群众安葬了夏树云，并称他的墓为“将军坟”。2015年，息烽县在流长乡的乌江南岸建设红军烈士陵园时，将“将军坟”迁到了陵园里面，并立了一块“无名红军烈士”黑色花岗岩墓碑，上有说明：“红军南渡乌江后，一红军干部在宋家寨与部队失散，被地方反动组织发现，抢走其随身携带毛毯等物品，将其推入宋家寨没量坑内杀害。（原葬没量坑）”建国后，据当时参与杀害那位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并于1985年5月上报了《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问题的调查报告》。

息烽县的这个版本存在着很多疑点，难以令人信服：一、夏树云就是钱壮飞，或者说钱壮飞曾用过“夏树云”的化名，没有档案和文献可以证明；二、罗绍安作为清乡团的骨干，为什么不叫同伙到山神庙直接抓捕红军高干夏树云，到政府那里去邀功请赏，而只是抢去夏的随身行李，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再说了，他既然有本事抢财物，也应该有能力抓捕；三、夏树云作为一个红军干部，怎么可能去找清乡团讨要被抢的东西，众所周知，清乡团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围剿红军，搜捕杀害落单的红军官兵是他们的职责，就像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中红军军医龙思泉的牺牲那样；四、没有跟钱壮飞接触过，只在参与杀害夏树云时见过他的形象，听过他说话的宋昭荣凭什么认定夏树云就是钱壮飞？五、退一万步说，就算夏树云是钱壮飞，大家都知道，钱壮飞人高马大，又有配枪，长期在国民党的特务首脑机关潜伏战斗，警惕性高，足智多谋，怎么可能面对一个清乡团员就束手无策，硬被人家抢走行李甚至他视若至宝的“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呢？六、既然息烽方面认为甚至认定夏树云就是钱壮飞，那为什么只立“无名红军烈士”墓碑，而不立“钱壮飞烈士之墓”或“夏树云烈士之墓”呢？这说明他们连这个牺牲的红军干部是否真的叫“夏树云”都无法确定。

2000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息烽县流长乡和金沙县沙土镇、后山乡实地考察，排查访问知情人，召开专家论证会，并于11月3日在遵义县（今播州区）乌江镇乌电宾馆召开了有贵阳、毕节、金沙、息烽等市、县二十多名党史专家参加的“钱壮飞烈士牺牲情况座谈会”，形成了统一意见，分别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部上报了《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点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国家安全部办公厅于2001年7月25日下发国安办【2001】182号《对<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地问题的意见>的复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于2001年10月16日下发中史厅函【2001】25号《对<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点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的复函》，两份复函均确定，同意贵州方面请示报告的意见：“即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定的根据以前，将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确定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

66年的悬案了解以后，2002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国家安全厅和中共毕节地委、行署联合在金沙县主办了“纪念钱壮飞烈士牺牲67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部对钱壮飞烈士牺牲时间和地点的认定结果。

2009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栏“人民英模”刊发的文章《情报战线“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就采用了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部认定的钱壮飞牺牲的时间和地点：“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时年39岁。”

来自贵州金沙的考证

笔者此次赴贵州遵义苟坝、毕节金沙、贵阳息烽等地实地考察和采风，在金沙县后山乡，还考察了钱壮飞牺牲前求助的农户，他牺牲的堰田崖，凭吊了他的墓，弄清楚了钱壮飞牺牲的经过和真相。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了史称“苟坝会议”的军事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黔西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问题，毛泽东力排众议，苦口婆心说服大家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苟坝会议期间，钱壮飞虽然已经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但仍然抱病战斗在军委二局副局长的岗位上，军委二局在苟坝的办公室就在毛泽东住宿的附近，在那里，钱壮飞日以继夜地坚守在电台旁，监听、破译敌军电报，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撑。当笔者在苟坝村寻找到并参观军委二局的办公旧址时，在墙上看到了一张钱壮飞在上海滩拍摄的西装革履、手拿礼帽的照片。

苟坝会议后，钱壮飞随中央军委第三次和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经黔西县新化里（今金沙县后山乡），准备第二次渡乌江。

钱壮飞为什么脱离大部队，只身一人来到乌江边。现在通常的说法是说他为了保障中央机关安全渡江，只身深入森林侦察敌情。这种说法是不合常理的，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侦察工作都是在军事行动之前进行的，而红军南渡乌江是在3月29日至4月1日，钱壮飞牺牲是4月1日，4月1日渡江已经结束或者基本结束，这个时候还需要为安全渡江而侦察吗？

虽然钱壮飞从事的是情报工作，但情报工作有前方侦察和后方侦听之分，前方侦察是侦察部队和侦察兵的职责，后方侦听才是钱壮飞等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职责，钱壮飞当时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所以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跑到前方去当个侦察兵，而是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监听敌人的无线电通讯，破译敌人的电报，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汇报和分析敌情，供他们决策参考，被周恩来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称他是“前进的明灯”“革命的宝贝”。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就有多集反映钱壮飞的这种战斗生活。

牺牲前，钱壮飞的工作岗位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而实际职务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任），属于部队中的首长，是配有警卫员的，就算上前方，必定有警卫员跟随，不可能只身一人到森林里去侦察。

因此，笔者认为生病拉肚子的可能性最大，也只有拉肚子，警卫员也要回避，这时再遇上空袭，就落单了。“下功夫还原历史”，受到专家好评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一剧也说钱壮飞在四渡赤水后生病倒下，周恩来嘱咐红军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一定要照顾好他，并说等过了乌江后，送他去香港治疗。该剧还说钱壮飞的警卫员在渡乌江时牺牲了。这些与笔者的判断基本相符。再说，钱壮飞在彭桂容家吃了点东西后也上过一次茅房。另外，他的部属戴镜元回忆：“因为他年龄较大，组织上给了他一匹骡子，但他很少骑，经常给同志们驮行李，或给有病的同志骑。”这也可以成为他生病的佐证，因为生病，同志们坚持要他骑骡子，所以掉队的时候骡子跟它在一起。

4月1日，因为敌机轰炸和生病拉肚子，钱壮飞掉队，天快黑的时候独自一人牵着一匹白色的骡马沿着事先制订的主力部队过江路线来到江边。他身穿一身青色军装，左右交叉挎着一个皮质文件包和一个黄色帆布包，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此时，又饿又累的钱壮飞走进路边的一户农家，向留守家中带孩子的青年妇女彭桂容买东西吃，当时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背上又背着一个孩子。

金沙县文化馆原馆长罗维加在《缅怀先烈钱壮飞》一文中将彭桂容写成“一个新过门的媳妇”，“因为当地的风俗是新过门媳妇一个月内不能随便出门”，所以没有给钱壮飞带路。经过我的提议，罗维加向彭桂容的儿子徐永光求证，发现1935年4月的时候，彭桂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儿子，儿子还背在母亲的背上，但这两个孩子都未成人就夭折了。这样就纠正了彭桂容是“新过门媳妇”的错误说法，也证明了关于彭桂容是1931年嫁到后山徐家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人去屋空的彭桂容家的大门门楣上，笔者看到了一块“德寿双辉”蓝色牌匾，上面写着“徐府彭氏尊辈耋旬寿诞纪念”，落款时间是“甲戌年七月□十日”。“耋旬”即八十岁，“甲戌年”是1994年，彭桂容1994年八十岁，说明她出生于1914年，1931年出嫁时虚岁十八。

彭桂容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国防时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她对来人说，家里吃的东西让孩子吃掉了，她就用粥饮汤加一点炒米和了一碗“稀饭”给他吃了，他吃好后又上了一趟茅房才走的。钱壮飞从彭桂容家里出来后，沿着一条小路往江边走，不一会来到村口的岔路口，遇到了青年农民聂丛山。聂丛山是村上一个游手好闲之徒，而不是有些版本所说的土匪和恶霸地主的帮凶，他见钱壮飞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牵这骡马，遂生歹意，假装“热心”地为他带路，等走到今后山乡堰田岩时，趁钱壮飞认真察看乌江对岸情况时，猛然将他推下三十余米深的悬崖。钱壮飞当时并没有坠崖死亡，而是挂在了一棵树上，聂丛山一不做二不休，用石头将钱壮飞砸下树，又绕道走下悬崖，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挎包、骡马和所有衣物。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山顶上一座山神庙里的人看到（笔者在乌江大桥——当地百姓喜欢叫壮飞大桥的北堍路边看到的一座新建的简易山神庙，就是2013年劈山建大桥时从原山顶搬迁下来的），当地群众不忍心钱壮飞暴尸荒野，冒着危险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后来，聂丛山的手枪和骡马为国民党黔西县长坝乡（今天的金沙县后山镇当时属于长坝乡，金沙县是1941年设置的）乡长何宗培收缴，得了几石米的“奖赏”。第二年，聂丛山到山上铲灰（割草烧灰积肥）时，脚踝为树根戳伤，不久因破伤风死亡，人们都说那是红军显灵了。直到今天，后山乃至整个金沙县都流传着这个恶有恶报的故事，教育人们不能做坏事。

1977年8月1日，因为乌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即将建成蓄水，水位上升后将淹没“红军烈士墓”，后山公社党委书记刘朝富、副书记付让明、人武部部长胡登权组织70多名干部，将“红军烈士墓”从堰田岩迁到公社所在地附近的张家垭口，并用棺木装殓安葬。敖国华在他的文章中详细记载了当年“红军烈士墓”挖开后人们看到的情景：“烈士头部在上（堰田岩方向），面部朝上，双脚分开，朝乌江上游（逆水方向），斜躺在45度左右的坡面上，左脚骨膝盖以下部分残缺（烈士牺牲就地掩埋，农民种斜坡地，年复一年耕种，烈士墓面前形成1米左右的土坎，造成迁葬时左腿膝盖以下残缺。）其余遗骨完整无缺。不凌乱，摆放整齐，能分辨牺牲时情形。”这与金沙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李柯孚向我描述的情形一致。新迁葬地“以黄土掩埋成茔，立碑纪念，石碑上写‘红军烈士之墓。中共金沙县革委会，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年的调查，根据烈士个子高、戴眼镜、牵白色骡马、佩戴手枪、背皮质公文包、墓里有一颗铁质五角星（红军因为条件受限，军帽上的五角星只有高级将领才戴铁质的，其他绝大多数官兵只能用红布剪个五角星缝上去）等要件，确定烈士为钱壮飞。1990年，金沙县委、县政府拨专款在沙土镇上的区委、区公所附近的沙土街场口熊家坡上，建设了10米高的钱壮飞烈士纪念碑。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之际，后山乡又集资整修了钱壮飞烈士墓，正式立了“钱壮飞烈士之墓”碑，并于“八一”建军节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落成仪式。2003年，国家安全部会同地方政府再次重修了钱壮飞烈士墓，2005年又建设了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2006年9月26日，在钱壮飞诞辰110周年之际，钱壮飞烈士铜像在陈列室前广场上落成。

2019年10月16日，笔者在罗维加、敖国华的陪同下走进后山的钱壮飞烈士陵园，拜祭英烈。登上高高的台阶，就是钱壮飞烈士之墓，墓前一副石柱对联：“龙潭虎穴建奇功，黔山秀水祭忠魂。”黑色的花岗岩墓墙上，镌刻着《钱壮飞烈士生平简介》，落款为：“国家安全部，贵州省委、省政府，六一一九五部队，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贵州省毕节地委、行署，贵州省金沙县委、县政府，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立。”

笔者参观烈士陵园时欣慰地发现，陵园里树立着多块大理石石碑，知道这里已经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安全部政治部、贵州省国家安全厅“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全国机要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国防教育基地”，中共毕节市委“钱壮飞烈士党性教育基地”……

今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会见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时动情地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当年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一次次绝境重生，凭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最后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变好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理想、革命宗旨。”今天，我们探寻钱壮飞烈士的牺牲真相，缅怀他的革命功绩和革命精神，就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继续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湖州文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1. 张西廷著：《虎穴利剑》，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2. 余方德、黄其恕著：《红色特工钱壮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3.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州英烈》，黄山书社1992年12月出版。

4. 中共金沙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人民的怀念——纪念钱壮飞烈士牺牲67周年》，2002年出版。

5.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钱壮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