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春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本《共产党宣言》静静地躺在陈列柜里，这是1920年9月出版的中译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之一。封面上的正方形书章标注：“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张静泉“人亚”是谁？为何他藏有中共建党初期的珍贵文物？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看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时，也向工作人员询问起张人亚的状况。（作者备注：总书记之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有报道）

总书记之问，引出来的是张人亚用信仰和生命守护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感人故事。

少年启蒙

   1898年5月18日， 张人亚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泰邱乡（今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膝下共有四男三女，张人亚是张家二儿子，张爵谦为他取名静泉，谱名守和，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  

    张人亚孩提时，就在他堂兄张晚荷先生主持的霞浦学堂就读。晚荷先生与张人亚同辈，却与张人亚父亲张爵谦同龄。他虽是清末秀才，却是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学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后，他曾任镇海县参议会副会长和镇海县政府教育委员。

晚荷先生在霞浦学堂里向学生们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这些活动遭到族內一些遗老遗少们的抵制和反对，设在祠堂里的教室时常受到破坏。但晩荷先生不为所惧，把学堂搬到大宅院内自己家中来办，还请了早年东渡日本的留学生当体育老师，在大宅院门前的大晒谷场上教学生们做体操，锻炼身体。霞浦学堂进步思想的教育，对年少的张人亚影响比较大。

1914年，时年16岁的张人亚为分担家累，就辍学去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凤祥银楼当了金银饰品制作工人(学徒)。1918年与顾玉娥结婚，1920年，顾玉娥因病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张人亚孤身长住上海，开启他波澜壮阔的地下革命工作征程。

地下斗争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银楼30余家。金银业工人受雇主盘剥，待遇很差，生活困苦。为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帮助下，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开展了长达28天的罢工行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斗争，最后不但改善了工人的待遇，还迫使资本家同意罢工期间工资照发，让工人们看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

金银业工人大罢工结束后，张人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了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工作，以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并秘密承担党、团领导机关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发行工作。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改名为“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在梁茂康等主持下，继续开展活动。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人亚继续在上海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埠交通科科长，一次次完成了送文件、送情报和接送领导同志等重要使命，确保了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及党的文件情报的安全。

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颖超传》中记录下了这样的一个情景——

1929年“五一”节，党中央、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几千人，在南京路上举行了示威游行。由于组织严密，群众没有受到损失，是一次成功的示威，也是“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的公开行动。邓颖超非常高兴。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时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她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约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泽鸿、沈葆英、张人亚、顾建业等二十多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的，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从这一段文字史料，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二是张人亚作为早期革命工作者在上海地下组织中已经成为重要骨干力量。

密藏文献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重要决议案。会后，党中央印了一批小册子，把党章、决议等共计十个文件印在册子上发给党员。作为当时全国200名中共党员之一，张人亚也拿到了一本。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这些文本数量极其稀少，在当时属于党的最高机密。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革命者的人头被挂在街上公开示众。一个人身上若被搜出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张人亚知道，这些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等机密文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决不能轻易烧掉或者落入敌人之手。思忖再三，于1928年前后，张人亚冒着巨大风险，把一批资料悄悄带出了上海，托付给宁波老家的父亲张爵谦。 

儿子走了，可张爵谦睡不着了，几番忖度之后，他终于想出一计。几天后，村民中传出一个消息：张爵谦的二子张人亚长期在外不归，毫无音信，怕是已经死了。接着，在村东面的长山岗上出现了一座张人亚和他早逝妻子的合葬墓穴。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张爵谦用好几层油纸把儿子从上海带回来的党的珍贵资料精心包扎好，以防止受潮霉变，之后再秘密藏进空棺，埋入墓内。为防不测，谨慎的张爵谦没将儿子的全名刻于碑上，只刻了“泉张公墓”。

儿子的秘密就这样随着棺材被尘封进了黄泥里，静待开启，但那晚匆匆一别，张人亚也再没回来。

重见天日

 张爵谦并不知道张人亚回去后一直受命在芜湖等地通过开设银楼，接收各地党组织从土豪处没收的财产，通过加工、经营转换成现洋，上交给党中央，秘密为党中央提供活动经费。

1930年，安徽党组织受到重创，张人亚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管理着“党中央的金库”，安于清贫，从未私用一分一厘的公款，保守着党的重要机密，从未辜负过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离开芜湖，前往瑞金。在中央苏区，张人亚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副手。1932年6月，他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发行部部长，继续代理印刷局局长，短短半年时间，张人亚主持出版了近20本书籍，并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地，指导地方编印发行工作，日夜操劳，非常辛苦。

长期艰苦斗争和繁忙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赴福建长汀检查工作途中溘然离世。

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在机关报上专门发文悼念逝去的同志。悼文说张人亚的牺牲“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1950年了，全国都已基本解放了，张爵谦依旧没有等来张人亚的消息，老人决定：既然二儿子可能再没机会把珍贵的资料交给共产党了，就让三儿子张静茂去完成这个任务。张爵谦挖开墓穴、打开棺盖，把这批党的文件交给张静茂。为了追思哥哥，张静茂向有关部门递交文献前，特意让人篆刻并盖上“张人亚『人亚』同志秘藏”或“张人亚『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的印章。

张人亚生前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有百余件之多，其中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未评定的珍贵藏书2件，分别为一级文物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

他所保存的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唯一存世的珍贵文献原件。

                 （作者系浙江省国家保密局综合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