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的“刀锋战士”

                 --浦江籍革命家黄玠然

黄玠然（1901-2004），原名黄文容，字鼎如。檀溪镇罗家扶名坞口村人。1926年5月参加革命，1927年初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秘书，作为工作人员筹备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到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秘书处处长、上海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9年参加民主建国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黄玠然为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玠然历任华东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公司军事代表室主任秘书、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处长。1951年任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1952年，黄玠然到北京参加筹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工作，并当选第一、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副秘书长，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秘书长，在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和民主建国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被聘为副秘书长，并代行秘书长职务。1956年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1962年12月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黄玠然是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先后被选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党委委员。1989年离职休养。   

跟随陈独秀  执行隐蔽任务

黄玠然于1927年4月至11月底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秘书，几乎成为陈独秀隐居汉口期间的唯一见证人。

1927年7月，汉口形势急剧恶化，中央很重视陈独秀的安全，决定让黄玠然立即陪同老先生（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陈独秀的称呼）隐蔽起来。两人先被带到一家饭馆的阁楼上，他们藏身的阁楼恰恰是厨房通烟囱的地方又闷又热，两人在阁楼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被带到前花楼一条里弄，在一所弄堂屋与“亚东书局小老板”汪源放同志接上头。他说：“这地方是我受党的委托，为你们安排的隐蔽之所，对外是亚东书局的一个纸庄。你们千万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周围环境。”

就这样，黄玠然开始了纸庄铺里的隐蔽任务。黄玠然的公开身份是纸庄伙计，整日坐在柜台后面照顾生意，他受老板嘱咐顺便照顾从乡下来汉口养病的一位“老秀才兼财主”——陈独秀。“我每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幸而还没遇到麻烦。”黄玠然曾回忆说，“那些日子，陈独秀终日寡言少语，苦闷沉思，在楼上来回徘徊。报纸又不敢订，怕暴露目标，由于消息闭塞，像南昌起义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们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才听说的。”3个月后，中央安排陈独秀和黄玠然潜回上海，纸庄铺隐蔽任务才告一段落。

协助周恩来  化解重大危机

1928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期间，黄玠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科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

作的黄玠然受命在上海虹口区建立了一个中央开会联络的

机关，由黄玠然夫妇与他的父母共同居住，掩护机关。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秘密斗争时，曾提出凡是中共机关或是主要领导人的住地都要在窗口放上或吊上一盆花，遇有紧急情况时，要将花盆推落窗前。时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回忆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他的住地总少不了一盆吊兰。周恩来当时一边为吊兰浇水，一边还自言自语：“兰落窗外有狼犬，兰吊庭内报平安。”

1928年秋，周恩来同志找黄玠然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去负责中央秘书处的工作。周恩来告诉黄玠然说，中央秘书处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机关。秘书处的工作很繁重，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是中央工作的运转基地，上通下达的枢纽。要求他必须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周恩来还介绍了秘书处下属几个部门的情况。时任中央秘书长兼管中央秘书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也对黄玠然说，中央秘书处的工作是一付重担，只能挑好走，不能栽跟头。否则，就会搞乱以至损害中央工作的全局。

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随后，中央特科逐步建立了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四个科。当时的黄玠然是这个神秘的中央特科里的一员，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周密部署，确保了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营救了大批被捕同志；运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建立起广泛的情报网；指挥“红队”惩治叛徒特务首恶，斩断伸向党中央的魔爪；指挥建造与设立秘密电台，加强了党中央与各地红军、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沉着处理了顾顺章事件。

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被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变行为。在武汉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泄露了大量中共情报。事实上，他早有叛意，他早就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自首书，藏在家里备用，并嘱咐其妻：“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还未等到这一天，中共组织就在确定他已叛变的第一时间从他家中搜出了这封信。

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中央委托他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了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聂荣臻、李克农、陈赓、李强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组织的精干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分头向中央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发出警报。根据周恩来指示，保护总书记向忠发，黄玠然将其相好杨秀贞和任弼时之妻陈琮英转移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住下。然而向忠发为了见情人杨秀贞最后一面，导致被捕，被捕后受不了严刑逼供，迅速叛变。黄玠然助周恩来紧急处理因顾顺章、向忠发叛变造成的危急局面，将所知道的一切联络地点及机关立即撤离，并改变联络方式，他还撰写了秘密工作手册发给党内秘密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保护我党地下组织力量。

护送瞿秋白  避开敌人搜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得寸进尺进犯山海关，阴谋策动华北自治。蒋介石非但不抵抗，反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对瑞金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在上海大肆搜捕中共领导人，曾担任过党的高级领导职务的瞿秋白自然是重要对象。

1933年2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接到情报：当晚国民党特务将对紫霞路我党一处秘密机关进行破坏，瞿秋白夫妇危在旦夕。这时的瞿秋白受王明错误路线打击，已离开中央政治局转到文化战线，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正团结广大作家粉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值此紧要关头，党派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通知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

傍晚，黄玠然来到紫霞路瞿秋白住地商量去处，瞿秋白说：“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鲁迅那里。”瞿秋白与鲁迅肝胆相照，有着深厚友谊，对鲁迅十分信任。

天黑时分，他们分乘两辆黄包车，前往四川北路鲁迅寓所。护送的人正是瞿秋白的组织部长黄玠然。

在鲁迅住处，瞿秋白作了诸如当前斗争的情状、“左联”的工作、文坛舆论动向和诸般文人的分野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并撰写稿件，包括编译完成《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并与鲁迅一起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上海，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接待，又由蔡元培、鲁迅等作陪参加上海各界欢迎会，以及萧伯纳在会上所作的讲演与答记者问等等。

对于这一切，黄玠然严格按照党的指示，在幕后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默默保护着瞿秋白的安全。

追随中共 一生至死不渝

1934年3月，因上海中央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黄玠然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初期被营救出狱。1937年，根据党的指示，黄玠然到山西参加抗日统一工作，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宣传部长。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宣布解散“牺盟会”。黄玠然遂撤离山西，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根据周恩来指示，黄玠然到国统区从事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抗日统战工作，后进入民族资本家章乃器开办的上川实业公司，一面开展经营业务,一面从事民主运动，影响了一批上层民族资本家政治上倾向中共的转变。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成立，开始着手地方组织的建设及开拓海外工作。1947年7月，民建港九分会成立，由黄玠然、何民麟负责。他们在向上海、重庆民建组织传达解放区消息，宣传中共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同时，在接待内地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人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玠然在耄耋之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工商联工作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极参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录和纪念文章的撰写工作。2001年，百岁高龄还踊跃参加了建党80周年知识竞赛，成为中央统战部、中直工委系统参赛年龄最大的党员，受到中直工委、中组部的表扬。

作为一名老革命家和副部级干部，黄玠然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住房是白墙壁，水泥地，房内只有一床一桌、两只老书柜、一对五十年代从上海带来的沙发、一台上世纪70年代第一批国产14英寸的彩电。早餐只吃一只白煮蛋和一小碗白米粥，晚上看电视还腰板笔挺坐硬板凳。

黄玠然一直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直至2004年在京逝世，享年103岁。这位从浦江檀溪土地上走出去的革命前辈，其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作经历堪称一部传奇。

图：1988年3月4日，黄玠然、杨庆兰夫妇受邀参加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与邓颖超合影。刊登于1988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图：1990年中秋节，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与黄玠然、杨庆兰夫妇合影。

图：黄玠然与老战友张崇文合影。张崇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与黄玠然同在上海大学学习，后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加入新四军参与解放战争，英勇作战、出生入死，为开国少将。

图：黄玠然与老战友张纪恩在北京寓所合影。张纪恩与黄玠然是浦江同乡，同在上海大学求学，1928年至1931年间二人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