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钱壮飞

余方德  黄其恕

引  子

中国人迷信，或者说善于想象。许多伟人名家出生时，都伴随着一些传说。不是阳光灿烂，观音娘娘送来天使童子，就是惊天雷暴，一条白龙、青龙或黄龙从天而降，于是孩子生下来了，以后就光宗耀祖或威震中华。或者什么日月同辉、猛虎入腹、西施进帐、祥云飘落等等。将军、大帅、状元、丞相、天子、皇上，乃至名伶、名后大致都是这样出生的。

据传，钱壮飞出生那天，真的遇上了暴风雨。

钱子如的妻子范氏就要生了。腹部阵痛一阵紧一阵的时候，天已近黄昏，乌云吞没了夕阳，西边云中有雷声滚动，不久，即有雨滴落下来。乌云翻滚，雷声越来越近，雨点也越来越大。但钱子如对屋外这一切似乎不感兴趣，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房内临产的妻子身上。

是的，他已四十挂零，妻子也整整三十岁了，他们做生丝生意。当时，家庭尚属殷实人家，经济还算宽裕。但他有个焦虑：祖父、父亲已是两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他再不能生个儿子，那钱家这一支脉就将会断了香火……多亏妻子范氏真的很争气，三十头上，还给自己怀了孩子——他当然希望她能顺产，而且能为他产下儿子，香火有续这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呀！他看到隔壁娘姆（湖州人称上了年纪的奶奶为娘姆）忙进忙出，端水送布，妻子在里边呻吟不断，喊声不停，他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上了。如果他能生孩子，他此刻多希望受苦受难的是他本人啊！

一道闪电突然划破了夜空，刹那间，房间亮如白昼——就在这一瞬间，他隐约听到了孩子的两声啼哭。也就在这时，“哗——啦！”一声惊雷从空中滚下来，仿佛就在钱家的屋顶上炸响，令人惊心动魄。惊雷响后，她听到娘姆在吼：“孩子！孩子！你、你怎么不哭啦！快哭呀！快哭……”钱子如预感到什么，他不管湖州人什么规矩不规矩，习俗不习俗，便冲进了妻子的房间。只见娘姆双手捧着的孩子似乎没了声息：不哭、不叫，仿佛一团没生命的东西……孩子可能是给惊雷吓昏过去了。钱子如也吓坏了，他不顾一切地从娘姆手里夺下孩子，有点懂医的他，一边抖动婴儿的血肉之躯，见他不动；一边就用手指掐住孩子的人中，只一会儿功夫，那一团肉似的孩子轻轻一抖，眼睛似乎睁了睁，又“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声音仿佛能惊天地泣鬼神……

“孩子哭了，哭了，哭的声音好大！好了！吓死人啦？！……”娘姆大叫。

范氏也仿佛刚刚清醒，急喘了几口气，才对钱子如笑了笑，笑得苍凉，笑得满脸泪水。鲜血还顺着臀部、大腿往下流淌……

钱子如惊觉了，自己不该冲进来，不该见血，忙把孩子还给娘姆，在娘姆恭贺声中：“钱老爷，是‘带把儿’的，你有儿子啦！恭喜呀！”他冲出了产房。

其实，钱子如在抢过孩子，急救之中，已看到孩子的“把儿”，知道钱家有“后”了，这是他钱家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呀！

闪电一道道地劈开天空，雷声隆隆，不时仍有炸雷响起——一听炸雷，孩子就不哭了！炸雷停了，孩子又哭了起来！钱子如有点奇怪，这孩子仿佛生来就不同凡人。

大雨狂暴地冲刷着湖州古城，冲刷着外边的世界，冲刷着外边黑暗天边的夜晚——

这个孩子就是钱壮飞。钱子如当时想给他起名叫雷生，但他不喜欢雷声，太嘈杂、太惊悚，孩子仿佛也不喜欢，他曾被雷声吓昏过去。所以他给钱壮飞起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乳名——彬生。钱壮飞就这样出生了。作父母的总是对孩子寄于很高的希望，所以总以为自己的孩子将来都是不同凡响的。让钱子如觉得儿子不同凡响的还有一件事：

壮飞周岁时，按湖州习俗要办“周岁酒”，收授礼物和举办“试盘仪式”。所谓“试盘仪式”，俗名叫“抓周”。让孩子穿上外婆送来的新衣，脚着虎头鞋，在堂屋中间摆放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一个盘或者竹匾，盘或匾里摆一圈书本、账簿、毛笔、小斧头、马的模型或者镰刀、农用小锄头等……母亲把孩子放在中间，看孩子喜欢什么拿什么东西，如果拿书或笔，外婆或母亲会讨彩头：“孩子长大准中状元！”拿到马的模型，“孩子长大要骑高头大马，当将军！”拿到别的，比如锄头：“这孩子没出息，种庄稼的料！”钱壮飞“抓周”时，周围多放了些东西，比如：除放了书本、小算盘、小斧头、小锄头外，还摆了一本《中医学》、一张写着数字的白纸和一把玩具枪。当范氏将钱壮飞放在八仙桌中间的坐垫上时，钱壮飞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他看到了书本，用手摸了一下，小斧头，用手指划了一下，最后竟出乎钱子如预料，他抓住了那张写满数字的白纸，再不愿意放下，将白纸放到嘴边闻一闻，然后，对着范氏笑了。谁也不理解，这孩子怎么喜欢写有数字的白纸？钱子如心中还是很欢喜的：自己的儿子不同于其他孩子，没摸马、没拿斧头、锄头什么的，他喜欢纸页、数字，这是否意味着，他一生喜欢数字哩。是当银行家，大老板，管钱财？还是有什么缘由呢？他要跟数字打交道。反正他不喜欢斧头、玩具，这就是好的征兆！

事情当然也巧，钱壮飞读书时，数学确实很好，而且他对数字，有一种惊人的记忆力。人生似乎真的有一种什么玄妙的东西，最少每个人的潜质皆不同。

让钱子如觉得钱壮飞不同于一般孩子，还是他的性格，他从小就养成的性格。

苕溪东流，岁月无声。柳绿枝长的春天，不时地换成枫叶似火的秋天，一转眼，小彬生就九岁了。他六岁就进了湖州一所官办学堂，由于聪颖、用功，三年来，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方面，计算能力特强，对枯燥的数字，他兴趣鸯然。有时钱子如店里生意好时，他放学还帮父亲去算账、数钱。他有些爱静，话语不多近似孤僻，但毕竟也像湖州土地上生长的银杏树，不断地拔个儿，长得高高的、瘦瘦的，有“苗”不愁长啊。他不惹事生非，人缘关系还很不错。对同学能忍让，肚量不小。当钱子如十分喜爱这个儿子时，不惹是非的钱壮飞却给他惹来了一个很大的是非。是啊，少年该有少年气血，也会有恩仇对错。

有一天，钱子如丝行关门较早，他提前回到湖州观风巷机塞弄5号的家里。那一天，小彬生放学回来晚了一点。暮霭四起，风柔柔地吹。小彬生回到家时，钱子如看到他脸上有抓痕，腮边有血迹。

“你怎么啦？谁打你啦？”钱子如心疼地问儿子。

“没有。被树丛、树枝刮的！”小彬生掩饰什么似地说。

“不会吧，”钱子如想把儿子的头抱进怀里，想看看他那张嫩脸。儿子头一犟，走进自己房间了。

苕溪绕过城市，带去故事，但人世间有些事是绕不过去的。

十几分钟后，一位母亲拉着她头皮破损、满脸是血的儿子找到观风巷钱子如家里来了。

“钱老板，你看看，你那儿子下手也太狠了，看把我儿子打得头破血流！……”

钱子如吃惊了，心里虽有疑惑，但事实摆在面前，不免心生愤怒，低声怒吼：“彬生，你给我出来！”

小彬生从房间里出来了，同时从厨房出来的有他的母亲范氏。

钱子如摸到了墙根一支细竹条，吓问道：“你、你为什么打人？竟把同学打成这样？”

小彬生似乎并不害怕，有点得理不让人的味道，手指对方说：“你问他……”

钱子如一直觉得儿子很胆小的，大约是出生时惊雷炸响的缘故，他特别怕雷声，怕爆炸声，甚至鞭炮声。今天怎么这么胆大，把别人家的孩子头都打破了，他好像还不在乎，气便不打一处来，出手就没头没脑地给了小彬生一枝条，小彬生脸上血痕出来了：“你说不说？为什么打人？！”

想不到小彬生怒看了父亲一眼，脸上感到很痛很痛，但他并没哭。只是眼中有泪光闪动，还是那句话：“我说了，叫你问他！……”

“我在问你！”钱子如举起竹条，又要打过来时，范氏把小彬生抱住了，挺在理的说了一句话：“你怎么不问清原因就乱用竹条抽人？”

“他不说嘛！”

“你没好好问嘛？！”范氏说。“他叫你问他同学……”

范氏把小彬生抱在怀里，小声问道：“告诉妈，你为什么打他，他是你同学呀！”

“妈，”小彬生有些抽噎地说：“他骂人！”

“他骂谁？骂你吗？骂你什么？告诉妈！”

“不，他骂我……我让了，忍了，他不该骂你，你是我妈……”小彬生终于哭出声了。

“骂我？！我没得罪他呀！他骂什么？”范氏转头看彬生同学，有些不理解。

“他要……操……操……操我妈……我没骂他妈……我说当妈的恩重如……如山……骂妈就不是人……”

“对呀！不能乱骂父母……”

“可他还骂……甚至骂什么婊子！” 封建社会，女人贞操重如泰山。乱骂者，是该受到惩罚的！儿子有主见！

范氏再回头去时，同学母亲一巴掌打在他儿子的后脑瓜上。拎着儿子已出门去了——她儿子该打！她上门来没理——她没教育好儿子……

钱子如石化了！

小彬生12岁考入了浙江省第三中学（今湖州中学）。别小看这所中学，民国许多著名人物如陈立夫、朱家骅、胡宗南、徐恩曾、雷震等等，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钱彬生，后来改名壮飞的，生得晚了一点，和民国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都是同学哩。不过，他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代，是东方的雄狮——中华民族苏醒、振奋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军的胜利、“四·一二”蒋介石反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宾领导和唤醒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开始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但钱子如没赶上好时代，美、英、法、意、俄、日等帝国主义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蚕食了中国大片领土，慑取、控制、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丝绸买卖，胡庆余堂都遭到了惨败，何况钱子如一个小小的丝埭行。钱壮飞刚满十七岁时，随着晚清丝绸商业的惨败，钱子如也一病不起。钱氏家族和母亲范氏想用“冲喜”的方式来挽救钱壮飞父亲的生命，让钱壮飞娶了湖州“永丰布店”的老板之女徐双英，也没能让钱子如在人世间多留些时日，还是撒手人還了！

人一走，茶就凉。这话不假，钱子如去世不久，一些钱庄的老板，丝埭行的管家；一些白蚕丝的货主和稍许没有清账的生意人，或砸烂了店铺，抱去了白丝、零缎和绸片；或追上了机塞弄的家门，催要欠款。沾亲带故的族人，此时也落井下石，趁机想分得一些财产。这些人巧取豪夺，值钱的东西能搬走的都搬走了，有的还公开叫嚷着要拆房抵债，有人甚至扬言：“欠债不还当心我弄死小彬生。”闹得钱家日夜不安。

“这个地方是没法呆了”母亲范氏一再提醒钱壮飞：“你想办法走吧？”

“走？！”钱壮飞急了：“我能去哪里？我走了，你和双英怎么办？”

“别管我们。”范氏很有主见的说：“你阿爸很有心眼，生前埋了一点钱财，我和阿英饿不死。阿英父母也是好亲家，不会不管我们。但钱家就你一根独苗，你活着，我们就有希望；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双英还盼什么呢？还有什么可盼望呢？”

“可是，我能去哪里呢？”

“我想过了，还是先到北京找你玄同叔叔吧！他在湖中教书时，我们两家走得最近，他又那么喜欢你……他会帮助你的！”

为了钱壮飞的安全，也为了儿子的前程，有些知识、有些远见的范氏在丈夫去世刚满“七七”的第二天（湖州风俗，儿守父孝，需满七七四十九天），当城市还是万家灯火的时候，范氏硬把钱壮飞叫起了床，悄悄给了儿子一个蓝布包袱，把儿子送上停泊在仪凤桥河埠的一艘乌篷船上，千叮万嘱从未出过家门的儿子：一人在外要处处多加留意，不要牵挂家里，好好干一番事业，这样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叮嘱完，范氏悲情地一挥手，忙令船老大悄悄地把船摇离了河埠头。钱壮飞单膝跪在船头，看着母亲紧靠在徐双英身上。他也泪流满面了，船在动、心在痛，只觉得一条街道掠过去了，一条巷子掠过去了，心却牵在码头上。东方刚刚发白，城市灯火未熄。他觉得每盏灯下，该有个小小的幸福，小小的光明，可他却要背井离乡了，他有幸福吗？有光明吗？心情为何如此惨痛？！……风起处，一片油菜花在晨曦中出现了，一条孤单的汉子在船头站起身来。天地间一片浩淼。有人在晨风中望水哭泣，有人在黎明前天涯断肠！

事实是：钱壮飞不该如此悲愤，他在走一条光明的路，好比蛟龙入海、猛虎进山。此后他在北京考入北平医学专科学校，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国民会议促进会。他在北京得到安徽桐城县一名富家望族女子张振华同学的经济资助，得以修完学业。两人真诚相爱，结为真正的夫妻。夫妻俩在北平中法大学张暹中的介绍下，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同年入党的胡北风（胡底），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生涯。

就像北极星在头顶渐暗，一轮蓬勃欲出的旭日已将光芒撒上大地！钱壮飞泪光闪动，乌蓬船辟浪前进，他离开湖州，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他注定是要干大事、干轰轰烈烈的大事的。他将要为人民干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情来！

第一章  西湖博览会与虎口拔牙

党比母亲重要；情报比生命重要。

（一）

有些事情来得突然，犹如晴天的惊雷、闪电。

1949年8月24日下午3点半时光，天气炎热，道路旁的行道树，有点枝软叶蔫。烦躁的蝉声，一阵紧一阵地“热啊、热啊”的叫着。虽是大上海，许多弄堂里却行人稀少。

沪西区新闸路613弄口，却有一个商人打扮的年轻人，穿着黑绸短衫，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将眉眼压得低低的。他不过三十余岁，五官端正，腰板灵便，看上去就是一位英俊干练、机智灵敏的人，不错他就是曾经领导过海、陆、丰农民起义，现任中央农委书记并兼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同志。孙中山时代，他曾和蒋介石一起被派往苏联考察学习，现在与蒋“道不同，不相为谋。”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早就贴出告示，重金悬赏他的头颅。他快步走到经远里12号，机警地寻视一下身后和四周，见一切正常，才迈步走进十二号的一幢小楼里。他是来这里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一起开会，他奉令调回中央工作，准备将江苏省委军委工作移交给颜昌颐。

颜昌颐是湖南安乡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秋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他长期参加党的军事斗争，先后参予组织计划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5月在反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斗中负伤，被送往香港治疗。后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秘书，负责日常工作。

彭湃走进小楼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的杨殷已先到一步。

杨殷和彭湃坐下来品着茶，边等其他的同志，边聊着天。不久，上海吴淞群众斗争的领袖、中央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先后来了。

如果周恩来能来，那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一批军事指挥精英们就聚集在一起了。

幸好，张际春走进来时，告诉彭湃，周恩来因突然腹泻来不了（其实是因为陈毅同志到了上海）。会议由杨殷主持。

杨殷叫屋主人——中共中央军委秘密白鑫摆上一桌麻将作掩护，五个人坐在四面，打麻将是假，谈工作是真。根据往日分工，白鑫负责会议记录。

彭湃是个有诸多对敌经验且十分谨慎的人。今天会议，他是昨天下午才通知白鑫准备，其余人请交通员随时通知随时到的，说句实在话：在白色恐怖下，只能这样，谁想告密、通知敌人来搜捕应该都不大有时间，要保证党的负责人万无一失啊！

但他绝对没想到：会议只开了二十分钟，小楼外边就出现了一批奇奇怪怪的“便衣”客人。接着，突然开来五辆红皮钢甲车，惊动了树上的“知了”，蝉声陡停，“知了”横飞。五辆铁甲车停在弄堂口，车上载着法租界新闸巡捕房的一批巡捕。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般的巡捕一跳下来，就弯腰径直地朝十二号那幢小楼扑去。动作熟练，脚步轻轻，开会的人因为门窗方向问题，居然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前门、后门、前巷、后巷，楼上楼下，他们鱼贯而入。等到放风的交通员林火发现，急推门报告时，“不好了，大批巡捕来了！”撤退就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回事？敌人来得这么快？”彭湃愕然。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感到十分意外，敌人怎么可能知道？而且行动来得这么快，五人身上又没带武器，撤退来不及、抵抗也是不可能了。

彭湃双眼里寒风闪闪。敌人封锁了弄口，包围了房子，一群法国巡捕和上海市警察署的中国的警察先后闯进了会场。

彭湃睥睨群雄的示意几位领导人，继续搓麻将。但他万万也没想到的是，一位职位最高的法籍探长，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名单，他用生硬的中国话念起来：

“周恩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你们几个人跟我们走！”名单非常准确，都是该来开会的。

当然，站起来的只有五个人。巡捕房的人听说周恩来没来参加会议，都连连摇头说：“遗憾，真的很遗憾！”

不容分辩。彭湃双眼凶光灼灼，不光巡捕，就连自己人中也被他眼中的狠劲所震慑。说实在话，敢出卖他的人，头皮也会发麻。但五人还是被戴上了手铐，连同他们的随身物品，被押带下楼上了钢甲车。屋主白鑫和妻子王英，以及林火也被押上了另一辆钢甲车。

听说，白鑫被抓，并押上钢甲车时，他一直慷慨激昂地喊：“你们这群刽子手、王八蛋，为什么抓我们，我们打麻将也有罪！”“你们这是乱抓人，中国人是抓不完的！”

吃晚饭当口，陈赓就来向周恩来报告了彭湃等五位同志开会被捕的消息。周恩来心里暗暗吃惊：自己如果不是因见陈毅未去，怕也被钢甲车拉进了巡捕房。他目光阴冷了下来，当即意识到：军事高层里又出了叛徒。他对陈赓说：“联系一下顾顺章，一是查清谁是这次会议的告密者，二是尽快撤走和彭湃等人关系紧密的同志，如张云逸和江苏省军委的同志！”

（二）

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到底是谁？周恩来同志很快就查清了。但人们想不到的是：这份情报最早探知的竟是当时在杭州负责参办西湖博览会的钱壮飞同志。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29年西湖博览会筹备开始后，张静江借着在国民政府中的元老地位，发动国民政府和政府的各院部参与西博会，并实行各种补助和收费减免。如经交通部批准，浙江电政管理局和杭州邮务局设立临时电信所，由交通部直接派员管理，在西博会全会场装置多具自动电话，减免邮电收费。沪宁、沪杭甬两路局在特种陈列处设立铁路陈列厅，其管理人员亦系两局所派。中央建设委员会在特种陈列所有三大陈列室，属于重点筹办展示单位。还专门设立了无线电台之装置，负责场内广播音响和电报拍发，特别减收电费，以利会众发电报。

1929年春，因张静江到浙江担任省主席，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职位外，还一度兼任中央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建设委员会三大陈列室的任务，他便交待给表弟徐恩曾去完成。由于徐在美国学的是机电，也不大喜欢干实事，所以就把这一美差交给已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的钱壮飞。为便于工作，特为钱壮飞挂上浙江省建设厅秘书头衔。钱壮飞一贯勤于职守、善于钻研、日以继夜地工作。在上海，钻研无线电业务，在杭州负责筹办并钻研特种陈列的业务。特种陈列所的所长虽是张静江派来的魏颂唐，但特种陈列所的许多筹办方案、布置和介绍文字都是出于钱壮飞之手笔。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钱壮飞在特殊陈列室筹办成功后所写的概况吧：

钱壮飞的文章开门见山就写出了特种陈列所的特殊之处：“特种陈列所距博览会大门最近，其入口在西端，即坚匏别墅之前门。所内陈列。不以类集，统以机关为单位。”因此，除了特种陈列所的管理人员外，主要是各政府部门在此派驻的展示区。

建设委员会在特种陈列所有三个陈列室，是重点展示单位，不仅有建委会各省电台内外景图片，陈列无线电管理处附属无线电机制造厂自制精确度不亚于舶来品的五百瓦特及十五瓦特无线电发报机数座，自动收报一座，广播收音机及附属机件等，展示中国当时的无线电发展状况；而且用无线电广播在西博会现场播放音乐，歌声悠扬，颇为明晰；此外建委会无线电管理处在博览会期内创办廉价电报，每字只收二分，收报处收报以后，当场拍发，以证明无线电之神速，在室内角落设置了拍电者拟稿座位，每日在此拍电者甚为拥挤。在西博会上展示并使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 “以前无线电报。统以耳力收听，自此机发明以后，用机器人抄录电码，既省人工，又少差误，便利报务，殊属不少。”

由陈立夫亲自领导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成立才一年，除设立国际大电台及国内各埠设立二十电座商报电台外，还制造数百具无线电收发报机，钱壮飞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使用无线电自动收报机的人。这样的成绩自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许。因此无线电管理处在西博会上也是出足了风头，无线电陈列工作受到了前来参观西博会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他夫人宋蔼龄的连声称赞，吴稚晖、蔡元培、于右任等的欣赏赞誉。嘉宾云集，许多外国使节前来观看，连奥地利皇太子都竖起了大拇指。

8月25日，国民党中央建设委员会主任陈立夫亲临西湖博览会视察，不用说，他重点参观了钱壮飞亲自筹办的特种陈列所，仔细地欣赏了中央建设委员会所有的实物、说明、图片，听了钱壮飞用乡音介绍的建设委员会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设施，五百瓦特及15瓦特无线电收发报机，一百瓦特发电机及马达等等，也看到无线电管理处在博览会期间创办的廉价电报、诸多观客有序地排着队，每拍一字只收二分钱，享受用无线电发送消息的神奇和快乐。

陈立夫知道：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成立才刚刚一年，而精通并掌握高科技的钱壮飞实在令他心生爱意，他不由得对徐恩曾说：“徐老兄啊，你的秘书钱壮飞真是一位才子呀！无线电、收发报、绘图写字、办展览，样样精通，你好好培养他，这可是有用之才呀！”

“是啊，秘书长，我们这位老乡干什么都让我很满意哩！”

“不，秘书长，你过奖了！应该说，我不是千里马，但徐座却确实是伯乐呀！”

“我算什么伯乐啊，秘书长才是伯乐哩！他手下的人才真是千军万马哩！”

“当然。”钱壮飞说：“局座也是秘书长培育出来的啊！”钱壮飞原本不喜欢这恭维话，今天也不得不应酬几句，然后将陈立夫、徐恩曾引进接待室：“二位领导请到接待室休息一会，我去叫两杯‘西湖龙井’吧！”

博览会上，即将成为国民党中统头子的两位要员，确实对钱壮飞的智慧、才能和无线电业的专长，从心里感到喜爱和满意。但当钱壮飞叫工作人员沏了两杯“龙井”，他接过来正要端进房间时，却听到徐恩曾想挽留陈立夫在杭州呆两天，陈立夫说：“不行啊！现在我们已经捕捉到了扑灭共产党的一个大好机会，实话告诉你吧，昨天我们上海市党部的范争波他们，收买了共党军委秘书白鑫，根据白鑫的密报，一举抓获了共产党重要头目彭湃、杨殷等人，差点把周恩来也抓住了……”

“彭湃？彭湃被抓啦？那太好了。委员长肯定高兴。只是，那个白鑫听说是黄埔四期生，彭湃一手提拔呀！他怎么会出卖他的恩人、上级？”

“听范争波说，彭湃在广东海、陆、丰杀了他的弟弟，他弟弟和他一样叛变了。”钱壮飞早就听说共产党优秀领导人彭湃的英名和事迹，现在他被捕了，心里吃惊不小。但理智告诉他，不宜在门口呆得太长，他只得推门走进接待室，将两杯“龙井”茶送到陈立夫和徐恩曾的茶几上。

陈立夫和徐恩曾一离开杭州，钱壮飞便买了车票，也赶回上海，急忙约出胡底，请胡底尽快将白鑫叛变出卖彭湃等领导人的消息告诉中央、周恩来……

（三）

白鑫，湖南常德人。出身和彭湃差不多，只不过彭湃出身于海陆丰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出身于常德一个有钱的封建家庭。

1926年10月，白鑫从黄埔四期毕业后，参加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独立团。风尘仆仆地随军赶赴北伐前线，并于1927年初，提升为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指导员。

隐藏在革命内部的蒋介石、汪精卫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1927年4月以后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人头落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拿起了反抗的武器，在南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白鑫参加了起义，并随南昌起义军经赣南、闽西，撤退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白鑫在起义军一路减员的情况下，后被彭湃直接提升到团长位置。1929年初又随同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返回上海，在周恩来、彭湃领导的中央军委从事秘书工作。

彭湃，这位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创始人，1924年入党，曾在党内历任重要职务。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白鑫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时与彭湃接触较多，相互比较熟悉。彭湃在海陆丰镇压叛徒，其中包括白鑫的亲表弟，完全是秉公办事，也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迫不得已的举动。但白鑫却认为彭湃不给他情面，受不了。“奶奶的，彭湃！你跟我过不去，竟敢杀我弟弟，我会给你颜色看的！”

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蒲石路（今长车路）之间的和合坊，地处法租界。这里高级酒巴、咖啡馆、西餐厅、跳舞场鳞次栉比，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在这繁华地带，建有一座别致的西式小洋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情报处长、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就住在这里。

这天晚上，范争波穿着整齐笔挺、米黄色薄绒西装，配着咖啡色的丝绒领带，黑茸茸的大分头，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发蜡，在客厅葡萄串似的吊灯下闪闪发亮。今晚他特别高兴，多喝了几杯白兰地，显得微醺微醉。晚饭前接到电话，他现在仰靠在沙发上静候着一条即将上钩的大鱼。

九点刚过，一个人影闪进了和合坊，来到范争波公馆。他正是范争波等候已久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呵！白兄，你终于来了！”范争波又是递烟，又是送茶，又是糕点、水果，对白鑫优礼有加。

白鑫见范争波如此客气，真有点受宠若惊，忙拱手将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开会的消息“送”给了范争波……

回到上海，钱壮飞便急着到外滩公园去见胡底。他在外滩江边见到胡底时，简直是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对方，忙问：“白的消息你告诉‘家人’了嘛？”

胡底使劲拍了拍钱壮飞的背部，又紧紧拉住他的手说：“告诉了，告诉了！‘家里’表扬你这个情报很及时，而且这个情报从另一条线得到证实，很准确。‘家里人’想见你哩！”

“好哇！”钱壮飞是满心的欢喜，满眼的渴望：“我真想‘家里人’，什么时候让我见到他们？”

“你正式从杭州回到了上海啰，不走了吧？”胡底拉着钱壮飞坐到公园一排椅子上。

“不走了。还是当我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他现在似乎离不开我了。”

“那好，那好哇！我约一下，抽个时间，让你和‘家里人’见个面，上海这里真是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哩！”

钱壮飞听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胡底、胡北风是安徽桐城人，妻子张振华的同乡。他和胡北风都是1925年在北京入党的，在北京工作期间，胡北风常常吃住在他家里。两人亲如兄弟，是真正的同志。现在到了上海，只有一个“家里人”不行。他已经知道：中共中央的周恩来、聂荣臻、陈云、瞿秋白、顾顺章等都在上海。真是家族兴旺啊！那“家里”派谁来跟他联系呢？他在上海见到的第一位“家里人”又是谁呢？几天后，胡底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三时，城隍庙九曲桥茶馆。请把夫人也带来。”

真的要见到“老家人”了，钱壮飞心里感到热呼呼的。他买了一束鲜花，拎着一瓶葡萄酒和一些卤菜，兴匆匆地跑进家门。全家人见他那高兴劲，个个莫名其妙，儿子一平唱着跳着：“爸爸，您是否中了彩票，那么高兴？”壮飞一把举起孩子：“是呀，爸爸今天中了头彩了。”并神秘地对夫人张振华说：“可找到了，可找到了。”振华被丈夫没头没脑地话弄得似在五里雾中：“你倒说呀，到底找到了什么？”壮飞一语双关地说：“这是你我天天想夜夜盼的事啊！”钱夫人只知道他找到北京的老朋友胡底———胡北风，今天丈夫和胡北风“接头”回来，又说了这含蓄的话，心中疑雾顿开，并连连说，这确是天大的喜事，全家应该好好举杯欢庆一下。

第二天下午3时不到，钱壮飞夫妇就早早来到城隍庙九曲桥茶馆，并在楼上一临窗的茶桌坐下，泡了上等龙井茶，要了几碟花生、瓜子、茴香豆，边吃边等“亲人”到来。4时，只见胡北风陪着一位穿长衫戴眼镜的胖胖中年人来到了茶楼。钱壮飞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上前去。胡北风上前介绍：“这位是李克农，这是钱壮飞，那是钱夫人。”待大家落座后，李克农道：“前几天听北风说找到了你们夫妇，老家的‘亲戚’特让我先来看望，以免惦念。”

听了李克农一番得体的话，壮飞夫妇二人心里热乎乎的。钱壮飞紧紧拉着李克农的手说：“谢谢老家的‘亲戚’，小弟这两年无时无刻都在记挂着老家的人和老家的事，有时急着流泪，有时在梦里都惦念着呢。……”

李克农听了壮飞一席肺腑之言，十分动情地说：“老家的人也一直在打听你们二人的下落。今天幸会，真让人高兴！”

当谈到白鑫出卖彭湃之事，李克农脸色顿时凝重起来，他痛苦且愤怒地说：“彭湃、杨殷、颜昌颐和刑士贞都遇害了。彭湃死得很刚烈。‘家里’曾组织特科同志营救过，可……失败了！”

李克农用近似沙哑的声音，讲述了营救失败的情况：

彭湃等中共要人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满以为能从他们身上弄到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情况。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彭湃等人软硬不吃，毫不屈服。“杀！”蒋介石赶到了上海，国共合作时，他曾经和彭湃一起到苏联考察过，原本想亲自找彭湃谈谈，无奈彭大义凛然，他恼羞成怒，下令立即杀害彭湃等人。

“时不我待，立即武力营救！”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果断地布置了这一任务。

1929年8月28日，天刚蒙蒙亮，通往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一群各种装束的行人来了。他们有的是拍电影的，有的是摆小摊的，有的还拉着装满货物的板车叫卖。沿街这些人就是中央特科的队员，他们准备赶在这条路上的枫林桥拦截囚车。

陈赓、顾顺章、谭余保等人准备了一辆装满大米的卡车，打算等囚车到了，把卡车开上去挡住囚车。至于武器则另装在一只皮箱里面，由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于行动前骑电动单车送到现场。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

当隐隐听见囚车的警报声时，范梦菊才匆匆将武器运到。顾顺章他们打开皮箱，逐一取出武器，一检查，竟全都傻了眼。

原来，枪内的防锈润滑脂未曾清除干净，不能立即使用。而枪内的防锈润滑脂得用煤油清除，清洗后还得加上枪油。这个过程至少需费时一个小时。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眼见囚车呼啸而至，陈赓的额头上渗出了豆粒般大的汗珠，心急如焚。

顾顺章望着范梦菊，愤怒地用上海话低声喝叱：

“迭格赤佬，尽做坍台的事！”

顾顺章又望了眼心急如焚的陈赓，从牙齿里悻悻地迸出了一个字：

“撤！”

一听到顾顺章下令撤退，众志成城、士气高昂的“红队”队员们个个懊恼得捶首顿足。

周恩来和陈赓都知道，从得到消息到准备营救的时间一共只有十来个小时，时间太仓促。范梦菊原本不熟悉枪支，他能在极短时间内把一批武器弄到并送来，来不及擦枪应情有可原。

“彭湃同志，我们对不起你！”周恩来双眼盈泪，心情沉重。队员们一个个心里也十分难过。“不杀白鑫誓不休！”大家终于爆发了这复仇的呼声。

“那么，能找到白鑫的踪迹吗？”钱壮飞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敏感地问。

“看来，我们的壮飞同志不亏是搞情报工作的，竟和‘老家人’想到一块儿了。”李克农对胡底使了使眼色，胡底从身上掏出了一张上海民国机关报《上海日报》，那上边有一则白鑫的报导，写道：

“（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前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这是真的？”钱壮飞不大相信地问。

“我看是假的。”李克农肯定地说。但接着他又苦笑笑，仿佛是自言自语：“中央军委的秘书啊！他还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厉害？！近似天巡地遁一般，不知他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

钱壮飞与党组织恢复关系后，被编入上海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党支部，并担任支委。不久，法商电车公司的中国工人为增资、改善劳动条件开展罢工斗争。中共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布置法租界支部成立一支声援工人斗争的特别宣传队，专门担负散发、张贴传单标语的任务。为便于携带和张贴，钱壮飞特意设计了一种只有二指宽的传单，这在当时声援电车工人斗争的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于白鑫一个多月过去了，只从李克农嘴里听到：他还在上海，而且发疟疾，“打摆子”。十几天前，白鑫曾带着两个保镖，突然找到柯麟家里来看病。白鑫做梦也想不到，柯麟医生早已是我们上海党的联络员了。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通知陈赓的联络员。

看完病，柯麟装作下楼到五洲药房去取药，遂走出后门，径直去找联络员。可等他回到楼上，白鑫已经抓住他的处方不辞而溜。

好一个惊觉的家伙！

事情也巧，大约到了十一月底的一天，徐恩曾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是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也是陈立夫的私人秘书张道藩。他原是中统调查科的前任科长，这次任务是代表蒋委员长来给出卖彭湃有功的白鑫送1000块奖励大洋和批准他移居意大利避难的计划。

他告诉了徐恩曾：白鑫出卖了彭湃、杨殷以后，知道中共特科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他一面散布迷雾，说他已到南京，一面悄悄蛰伏在霞飞路和蒲石路之间的和合坊——上海特务头子范争波家里。除“打摆子”看病出来找柯麟医生一次，一般都把医生叫到家里，简直大门都不敢出。叫范争波一再请示：让他去欧洲意大利避难。张道藩邀请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一道前往，杨登瀛还求之不得——原来杨登瀛也成了中共特科的“家里人”，直接受陈赓领导。

结果是：钱壮飞和杨登瀛两条线的情报都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1929年11月11日这天下午，顾顺章在同余路的弄堂里，召集“红队”队员邵达夫、谭余保、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数人开会，布置具体行动方案，并命令晚上9时分头潜伏到和合坊第四弄堂附近。

这晚，夜幕沉沉，寒风飕飕。和合坊范公馆附近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武装巡捕来回巡逻着。

特科陈赓立马租下了范争波对面的和金坊27号楼三楼一个房间，负责观察范公馆。监视、防止白鑫外逃。陈赓一直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连晚饭都没吃的他一直在三楼上秘密监视着，静心等到晚上十点时，才见范争波的私人轿车开进了弄堂，过了一会儿，又开进了一辆牌照为6730号的出租汽车。范的部属开始往两辆车上搬送行李，准备送白鑫去十六铺轮船码头上大船。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当陈赓摸出手枪，再凑近手腕，仔细看了下手表，这时距离晚上11时已不到5分钟了。

晚上11时整，只见范公馆的大门打开了。借着路灯灯光，陈赓清晰可辨缓步走出来的白鑫的面目。他今晚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着一件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脚上的一双黑皮革擦得贼亮。陈赓目光一下冷了下来，心里一阵颤动，几乎是跑着下了楼。

白鑫夫妇由范争波兄弟及几名保镖簇拥着，跨出了大门，一边握手告别，一边走向停放在蒲石路口的范争波的轿车。

白鑫口里喷着酒气，满面红光，向欢送的人们作最后的抱拳作揖：“多谢各位仁兄，我白鑫此趟得以成行，全仰仗各位仁兄的大恩大德。我白鑫来生就是变牛做马，也报答不尽呀！”

“不许动！”白鑫和范争波握了一下手，正要钻进范氏小轿车时，突然传来一句沉闷的吼声！这吼声是顾顺章发出的，对白鑫等人来说好似晴天霹雳……

范争波听到一声雷般地喊叫，本能地转过上半身来，顾顺章开枪了，枪法之准，三枪就打烂了范争波的胸脯。对射开始了。

白鑫是枪林弹雨中钻出来的，他借着“范争波”的身体挡住了顾顺章的子弹，乘乱转身就朝弄堂口狂奔，飞一般的狂奔！……

接着，当顾顺章击毙了范争波的保镖韩奇秀，谭余保、洪扬生也开枪打死了白鑫一个保镖和范争波的特务弟弟范争洛时，白鑫在另一位保镖的追随下，已奔出百来米。他还在朝弄堂口狂奔——这里是法租界，冲出弄堂口，到达霞飞路，法国巡捕就会保护他的！他想求生、保命——

顾顺章追上去了，一枪打过去，后边的保镖倒下了。白鑫终于奔到弄堂口了，顾顺章毫不犹豫又举起了枪。但没等到他开枪，霞飞路方向一颗子弹，已准确地穿过了白鑫头部的太阳穴，白鑫扑地倒下——

顾顺章追上去，尚不解恨地咬牙切齿地又补了几枪，将白鑫脑袋打得开了花。只听陈赓在他身边吼，“快！快上车！大家都上车！”原来那霞飞路致命的一枪就是陈赓开的！还没等到法国的巡逻警察赶来，特科队员已乘陈赓的车全部消失了！

车在路上，谭余保问顾顺章：“白鑫已被陈赓打穿了脑袋，你为何还开了好几枪，硬把他脑袋打爆？”

“妈的，我最恨叛徒了！出卖朋友……”脸上溅上血的顾顺章说。他满脸通红，双眼凶光闪闪，浑身杀气腾腾。那一刻，谭余保想：“妈的，我多亏是顾顺章的朋友，而不是对手，否则这货太可怕了。”

击毙白鑫这一仗，是干得干净、利落、漂亮。钱壮飞听了后称赞说。

第二章    打入龙潭虎穴

陈立夫，那是蒋介石的左右手，他的组织部调查科，那是情报单位，是蒋介石身边的“特高课”——敌人心脏里的情报单位。

（一）

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说一说钱壮飞、胡底（北风）和李克农3人的关系。他们是怎么走到一块的，因为将来他们形成“铁三角”还要继续走下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李大钊等不幸于4月28日遇难，致使党的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中，钱壮飞亦遭反动当局通缉。

一天，胡北风受党组织指派，驾着一辆马车掩护壮飞撤离北平。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城，到处隐伏着杀机，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街头巡逻，要道口还布岗设哨，盘问搜查行人。在一条街口，马车被迫停下接受检查，身穿白大褂的钱壮飞，从容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北平警察局长的名片，随即慢条斯理地说：“刚才，局长派胡先生和弟妹送来这张名片，要我们迅即过府去为其太太诊病。”负责哨卡的一名军官接过名片一看，当即笑容满面地说：“您就是钱大夫，刚才多多冒犯，请您们赶快驾车走吧！真对不起，这是例行公事，多有得罪。”钱壮飞凭着他的机智、沉着，迅速摆脱了敌人的岗哨，在火车站僻静处下了车。胡北风拉着钱壮飞的手说：“真有您的，刚才真把我急煞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并塞过一包钱。壮飞接过钱和车票后，就迫不及待地问：“到上海后，同谁联系？”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还来不及同上海组织取得联系。好在过几天我就去上海，到时把组织关系带去。记住，从下个月起，每月逢五晚上6时，我到上海后会在外滩公园同您联系，上海见。”胡北风动情地说。

张振华伫望着朝夕相处即将离别的丈夫，心潮起伏。冷风吹过路边的荒草，荒草起伏着。为不使丈夫难过，她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家里的事您不必牵挂，祝一路平安，到上海住定后即来信，免念！”钱壮飞就这样，告别了妻子和战友，乘车赴沪了。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各大强国欺负软弱的中国政府、割让占领、实施法、英、日等各租界的十里洋场。所谓的大上海，虽在白色恐怖中，那银行、客栈、药房、酒楼、商铺，还是鳞次栉比地耸立在街道两旁。有些弄堂口、电线杆和橱窗上，还张贴着几张通缉周恩来、瞿秋白、顾顺章等人的通缉令。虽然化重金通缉，说明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是找不到他们的。

钱壮飞也找不到。他虽然在上海生活艰难，比如眼下，他总算在上海公用局里，找到一个书写黄包车、人力车牌照的差使，收入很低。他有空时，也从局里租一辆黄包车去拉拉客人，因为他已把张振华和家人接到了上海，家人要填饱肚子呀！张振华刚来，又找不到工作。他不换装拉拉黄包车，就养活了不了一家人。

今天又是逢五的日子，他拉了半天客以后，见太阳快落山了，“接头”时间快到了。他便拉着黄包车去了外滩公园。他将车子停好后，就急匆匆地走进了公园里。

夕阳西下，两艘大约是英国的货轮徐徐由吴淞口方向，向上海码头靠近；汽笛长鸣，波起浪涌。

大约是天已黄昏，公园里显得寂静，只有清风拂动园内的花花草草和灌木大树。钱壮飞从公园这头走到公园那头，又从那头走到公园中间。好几个月，十余次了，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胡底，可是哪里有胡底的影子？

钱壮飞伏在外滩公园的栏杆上，看到血红的夕阳渐渐西沉，就要掉进苍茫无际的大海上去了。远景迷离，江面上，轮船缓行，小舟摇曳，此刻都抹上了一片玫瑰红。长天流云，江水浩淼。近水烟笼，清风拂动起层层波涛，那波涛也是一会红，一会白的，让钱壮飞十分揪心。他知道自己是在找党啊！他和党之间，只有胡底这根“脐带”了！可是，胡底明明说的清清楚楚的，过几天就来上海，要我每月逢五到外滩来“接头”，他怎么会不来了呢？不会有什么意外吧？！那我该如何寻找党喔？！

钱壮飞感到：自己此刻比十六岁时在湖州码头上离开阿妈时还难受，心里痛得慌啊！阿妈离开了，还可回去找。如果党——党真的比母亲还重要啊！

黄浦江的波浪翻腾着，如泣如诉；钱壮飞的心情翻腾着，如呜如咽……他差点喊出声来：党啊，你在哪里？！

由于经济拮据，生活艰辛。这时，适遇冯玉祥所属某部在沪招考军医，为及早摆脱家庭生活的困境，钱壮飞毅然报名应试。录取后就偕妻、子于1928年夏前往开封赴任。当时招考简单规定待遇优厚，每月发80元薪饷，另发一批安家费。然而，这纯系一套骗人的鬼话。一到部队，不仅薪饷分文无着，而且军队内部正值“清共”，面对这生活无着和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钱壮飞又果断地与家人一起离开了是非之地，重返上海。回沪后即在法租界甘司东路新兴顺里4号定居了下来。

钱壮飞回沪后不久的一天，从《申报》上看到一则“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招考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的广告。为解生活的燃眉之急，遂往报考，竟荣登榜首。由于他擅长书法、绘画，因此被录用后即从事承接广告的业务。事情巧得很，当年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是湖州双林人，亲不亲，故乡人，加上徐十分赏识这位同乡的才能。不久，他就被破格地提拔为局秘书。钱壮飞虽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收入颇丰，但却难于愈合找不到党组织的精神创伤。

人生有些事实在难以预料。您在到处“寻他”，却久寻不见，你无意中在某处闲逛或办事，却突然发现他就在“灯火阑珊处”。

1928年农历7月15日（公历8月19日），一年一度的龙华庙会盛况空前。徐恩曾虽有二房女人，唯尚无后嗣。徐老太太抱孙心切，乘龙华庙会，拉着儿和梅子英媳妇，在钱壮飞陪同下，来到龙华庙送子观音菩萨前，虔诚地求菩萨保佑儿媳能早日生个大胖小子，以了徐家延续香火的心愿。乘徐老太太烧香拜菩萨、还要拉着儿子媳妇呈送功德的机会，钱壮飞跑出庙门去看热闹。在这人潮如流的茫茫人海之中，忽见一群有扮妖怪的，有扮善女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还有身披袈裟，敲着锣鼓的人由远而近，他突然眼前一亮，那位骑在马上的唐僧不正是自己日思夜盼，寻找一年多无着的战友胡北风吗？他心里一喜，那个高兴劲真是无言而喻。他急急推开人群，拚命想挤上前去看个究竟、弄个明白。无奈人墙阻隔，难于趋前。一打听，才知是上海霁月影片公司正在乘庙会之际，抢拍《西游记》里群众场面的镜头呢。钱壮飞见人多挤不过去，加上怕徐恩曾发现什么，只得按耐住寻找“亲人”的急迫心情，又返回龙华寺。

知道了霁月电影公司，就象知道了和尚的庙，还能找不到和尚？第二天下午，钱壮飞就登上“门”去找战友。正好霁月影片公司的摄影棚里正在拍摄《西游记》女儿国一戏。乘停机休息时，一工作人员告诉胡北风：“胡先生，外面有人找！”边说边递上名片。胡北风接过名片一看，飞快地跑出摄影棚。人没见，声先到：“壮飞，你怎么来啦？”钱壮飞一见战友，就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紧紧拉着胡北风的手，热泪禁不住盈满眼眶一迭声地说：“我的天，这一年多你跑哪儿去了，每月逢五，我总如约去等你，找得我好苦啊！”说着，满眶的泪水到底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别激动！我也在寻找你们夫妻俩。”胡北风说：“说来话长，从北平出来，就差点上了‘西天’，我到上海也只两个月。看你这身打扮，想必混得不错吧！”胡北风也有些哽咽了。

“受了不少苦，闯过兵营，拉过黄包车。现今，我是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秘书，待遇虽还可以，但找不到组织，好似度日如年！找不到党，感觉比孩子找不到母亲还难受……”

“现在好了，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组织关系已安排好，在上海法南区委。我抽时间带你去认识认识一个人。”

“能找到党，真是太好了！”钱壮飞正抬头望天，天宇仿佛升高了，蓝得象大海，万里无云；马路上，人群熙熙攘攘，摄影棚里人欢马叫，一切都变得亲切，变得欢乐了！人活着，真的很有意义啊！

（二）

李克农是安徽巢湖人，在芜湖长大。

在和李克农一次“接头”中，钱壮飞郑重其事地对李克农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正准备考试，聘任一名新闻编辑，待遇较好，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消息灵通，不知李兄是否愿意报考试试？”李克农听说忙说：“这倒是个好差使，小弟很想去试试，不知考些什么？”

“听说是三门，即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和命题作文。”

“我过去写过小说和剧本，有点文史和文化底子，我请示一下答复你。”李克农很有兴趣地回答。到时你帮帮忙。”

“好的。西湖博览会后，徐恩曾受到陈立夫的赞赏，而徐作为管理局局长，现在待我很好。请你放心，这事我去说说，一般能成功，你只要尽力考好就是！”钱壮飞信心十足地回答。为了党的事业，李克农考取并很快进入了无线电管理局。从此，他、李克农、胡北风三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冬，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湘、赣、鄂、豫、皖等红色区域扩大，红军力量壮大，我党在白区的斗争也日益令国民党胆颤心惊，这无疑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无情打击。蒋介石为达到消灭红军、破坏白区共产党组织，消除心腹之患的罪恶目的，命陈立夫即刻扩大中统组织的指挥中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陈当即授权其表弟徐恩曾去完成这一特殊使命。无奈徐不精此道，就要其秘书钱壮飞代其物色人才，为之筹办。钱壮飞大约知道，陈立夫是中统调查科第一任科长，开始对俄国“契卡”（实名“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感兴趣，曾搜集“契卡”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实施方法和组织形式，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调查科的情报工作水平。后则认为日本“特高科”（又名“特高课”）的组织形式和做法，更适合“中统调查科”。他有一次甚至对徐恩曾说：“你就是要把中统调查科办成日本那样的特高科，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水平提高到日本人情报工作的水平。”

事关大局，钱壮飞不敢贸然应允，只说考虑考虑再复命。当天晚上，钱壮飞即把徐恩曾交办之事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后，有资料显示：他似乎没意识到钱壮飞所处的位置、钱壮飞要请示的事情有多么重要，是个什么样的契机。只是通过区委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的脑袋非同寻常，他马上意识到，不，他敏感地清楚钱壮飞的位置，钱壮飞要做的事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何等重要。陈立夫，那是蒋介石的左右手，他的组织部调查科，那是情报单位，是蒋介石身边的“特高课”——敌人心脏里的情报单位。他亲自布置顾顺章对钱壮飞进行考察，知道钱壮飞聪明、干练、忠实可靠后秘密地接见了钱壮飞。

“你知道你跟徐恩曾到南京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是什么单位吗？”

“好象是搞情报的。徐恩曾说他不熟悉情报业务，问我熟悉不熟悉？”钱壮飞回答。“我说，不熟悉可以学，可以熟悉。这是你效忠党国、靠近陈果夫、陈立夫的最好机会，我如跟着你去，一定竭尽全力做好这方面工作。”

“对，是搞情报的，也是搞特工的。调查科最早的科长就是陈立夫，他仿照苏俄的‘契卡’和日本人的‘特高科’为老蒋搜集情报，搜捕共产党员；内设特务组、情报组。接下来是张道藩，以后是吴大钧、叶秀峰，不是蒋的亲信，也是陈立夫的亲信，都直接对陈立夫、蒋介石负责，干着令人谈虎色变的特工工作。”

“这么说，我也要去当特工？”

“对！”周恩来肯定地说，“你去干特工，你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从陈立夫嘴里就听到了白鑫叛变的消息，该意识到特工的重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即敌人心脏中去干情报工作，去卧底呀！是去把国民党的特工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呀！壮飞同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哩！当然，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我想让李克农、胡北风配合你去。这事，还得绝对机密，只能让我们中央政治局几位领导知道。”

“我知道了，这是到‘敌人心脏’中去做‘卧底’！”钱壮飞重复了一句。

“对，我们就叫它‘红色卧底’吧！”周恩来笑着说。

“对，我意识到了，情报比生命重要！”钱壮飞说。

“情报就是生命！有时候是很多人很多人的生命！”周恩来说：“你这次去，是中央政治局同意的。钻进去，钻得越深越好。”

钱壮飞才答应为徐恩曾物色人员，筹建组织。为了表示“忠贞”，钱壮飞还建议，叫调查科惹人注目，还不如叫啥公司、什么社为好。徐恩曾沉思了一会说，那就叫“正元实业社”吧，他取正元是有他的寓意的。

为利于工作，钱壮飞离开妻子，带着女儿钱椒、女婿刘杞夫、儿子钱江跟随徐恩曾赴南京上任。妻子张振华留上海，从事壮飞与李克农间的联络；女婿担负宁（南京）沪（上海）间交通；女儿在机关协助壮飞工作，并为之操持家务。这一分工，真可说是天衣无缝。

徐恩曾抵宁后，认为原设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的机关不保密，就另择新址。并于1930年初即在中山东路5号（中央路305号）的一幢小楼内，架设秘密电台，建立起以其同秘书钱壮飞为中枢的“中统”指挥中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掩人耳目，门口挂着一块“正元实业社”的铜牌。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常送来给徐恩曾的机密文件和电报；徐恩曾派往汉口、北京、九江、安庆等地的中统调查员通过秘密电台拍发的情报也源源而来。徐恩曾虽想干一番事业给党国要人看看，只因迷恋酒色，怎受得了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翻译密电，指挥各地情报人员干一些搜集情报，迫害进步力量的紧张工作呢？因此，每天装模作样地拎着皮包到办公室转转，处理一些必须由其亲自处理的重大事情后，就借口什么“要事”扬长而去，把办公室的日常事务都放手给机要秘书钱壮飞全权处理。

客观地说，徐恩曾不是一个庸人，他之所以信任、重视钱壮飞，原因是多方面的。欣赏钱壮飞的才华，看中他能说会写，会办事等等，固然是一个因素；看中他是自己的同乡、同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家乡人，知根知底，如果连钱壮飞这样的同乡、同学都不可靠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另外，当时正是调查科初创时期，没有反间谍的实践和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哪里想到调查科成立伊始，共产党竟剑及屦及地派来了“眼线”卧底。再说，也不能说徐恩曾不存一点小心。事先，徐也从各方面对钱壮飞作了一番严格审查，通过了，没有问题，这才决定将钱壮飞留在自己身边。哪里知道他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他还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派到自己身边的“奸细”！这样的事情，他几十年后想起来也心里发毛。

（三）

不久，徐恩曾又秉承陈立夫的意旨，要钱壮飞布置各地情报人员，在搜集共党情报的同时，也注意搜集各党派、各政治势力的情报。钱壮飞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根据中央特科指示，经征得徐恩曾同意，在“正元实业社”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建立了以钱壮飞为社长、胡北风为总编，内弟张家昽为翻译的“长江通讯社”。从此，打入中统的我党人员，就利用新闻记者这一无冕之王的合法身份，到各地公开搜集能为我所用的情报。后来，又在天津日租界建立了以胡北风为社长的“长城通讯社”，以搜集东北、华北地区的情报。无形中，就建立了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编辑李克农和钱壮飞为中枢的我党情报中心。全国搜集的机密情报，就几乎全部为我党掌握。

这样，钱壮飞、李克农、胡北风等三人，常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定期在南京“长江通讯社”过党的组织生活，以及时交流情报，商量对策，研究党的工作。

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饭店位于蒋介石总统府的前边，隔马路相邻。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在四楼过党组织生活时，透过窗口就能看到国民党总统府的楼顶招牌和大门口招牌。胡底幽默地说过：“我们三个是真正在国民党心脏里过组织生活哩。”

徐恩曾虽十分倚重他的秘书，可是有一样东西却始终如护身符那样，紧紧地藏在贴身口袋里，这就是国民党少数党国要员间通报用的密电码本。如果搞不到这份密电码本，就根本无法搞到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核心机密。对此事，党小组虽曾作过多次研究，但总感到似“老虎吃天”般的难。

于是，钱壮飞把徐恩曾讲过的关于在中原大战时，蔡孟坚曾拦截到冯玉祥部的密码本偷偷献给蒋介石，蒋直接提升蔡为中统特派员的故事，再讲给两位同仁听：

在国民党官场上，中统武汉特派员蔡孟坚算是个很会抓住机遇、很快就得到蒋介石赏识的人，或者说在三十年代是个吉星高照、不断升迁的人。

蔡孟坚十七岁入青岛大学，后入讲武堂，毕业后投入国民革命，任战地委员会济南特派员。日本进攻大连时，张宗昌投降日本，他手下掌握着正被国民革命军收编的一个师，师长姓钟，也暗中与日本人勾结，准备把队伍偷偷拉过去。蔡孟坚与东海警备司令温连刚一同晋竭蒋介石，报告此内幕，受蒋介石欣赏，蒋说他会处理，认为蔡“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之心”，便把他介绍给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陈立夫又领着他去和中央调查科长徐恩曾相识。陈立夫亲自对徐说：蔡系蒋公介绍，将受蒋公本人与中央调派任务，不列入调查科人员之列。结果，他被派到蒋介石的第五路军总指挥何成浚总部任上校联络参谋，完成了一些情报和联络任务。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原本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不得不调动一部分兵力来对付冯玉祥、阎锡山。陈立夫原派蔡孟坚去北平当密探，提供情报给蒋介石应变。蒋介石此时已由北平密赴河南许昌，督促和动员已被收编的杂牌师师长任应岐，由许昌侧应中央对冯作战。蔡孟坚也毅然南下，到达许昌时，蒋介石早已离开。他通过于右任的关系，进入任应岐参谋处工作。事情也巧，或者说蔡孟坚的机遇来了。蔡在参谋处只工作了十余日，冯玉祥总部就派传令兵密送冯部新发的密电本，打开一看，前页即有冯部各军师的电台密号，后是密码，这实是一本军队的“生命簿”，举足轻重。当时又逢参谋处全部官兵集合听冯总点名发饷，办公室无人，传令兵催给收据，蔡孟坚便找到印章，秘密加盖收取，将密电本藏于身内。于是，他迅速离开参谋处，跑进附近的许昌英国烟草公司，知道该公司的收购烟叶只要插上英美国旗，即可通过双方军事对阵战线。蔡说有重任在身，请他们通融一下，竟获批准。于是他便冒生命危险，化装成为烟草公司收购烟草的高级职员，几经周折，穿过了两军对峙的封锁线，找到蒋介石总部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请毛庆祥将密电本亲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的蒋介石。蒋介石如获至宝，他利用这本密电本用冯玉祥总部名义任意调动冯部各军师部队，使处于劣势的中央军连打胜仗，反败为胜。蒋冯阎中原大战快要结束时，蒋介石在前线一棵如冠的大树下乘凉，专门召见了蔡孟坚，赞赏说：“你送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对方各军各师都听我调遣，中原大战不久即可顺利结束，也就是……这个，这个敌人打倒了，我要应付第二个敌人了。”蒋说的第二个敌人就是指共产党。蒋又对蔡孟坚说：“武汉空虚，何成浚行营主任迭电告急，不仅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三镇共党也在闹暴动。我派你去武汉任中央调查科两湖特派员，相信你有能力担当其重任。”嘱他去南京看望陈立夫，并通知陈速发派遣令。

蒋的侍卫当即为蔡孟坚购好了火车票，蔡孟坚风尘仆仆跑到南京，陈立夫立刻接见了他，听取了他为蒋谋得了密电本，为中原大战的胜利立了奇功，也慰勉赞赏，当即将徐恩曾叫去，要徐恩曾找张道藩，将中央任命蔡孟坚为中统调查科两湖（湖南、湖北）特派员任命令办好后直接面交给蔡，并将蒋介石之意去电给何成浚：谓蔡孟坚对两湖共党有生杀之权。不用说，一本小小的密电本，使蒋介石和陈立夫对一个没有背景的下级军官有了一次破天荒的信任和晋升……

“因为老蒋和陈立夫都对徐敲过警钟，意思是：绝密的密电码本胜过十万二十万军队，命可丢，密码本也不能泄露出去。所以徐恩曾很警觉，否则，我早已搞到手了！”钱壮飞坦率地说。

“但是，”胡底焦急地说：“我们虽然在敌人的心脏里，没有密电码本，敌人心脏内的核心机密我们还是弄不到手！”

“我也知道这个理呀！”钱壮飞感到很委屈地说。

李克农郑重告诫：“这事既不能过急，以至欲速则不达，反而过早地暴露了老钱，可又刻不容缓……”

钱壮飞听后十分赞同李克农的观点。表示一定没法把密电码早日搞到手。但却苦于找不到适合的机会。

（四）

机会真的到来了！

国民党中统设在各地的情报机关，将搜集到国民党有关机密、共产党有关情报，源源不断地用普通密电码密报“长江通讯社”，钱壮飞常整理一些情报，呈送给张道藩、徐恩曾甚至陈立夫兄弟看看。

这一天下午二点左右，钱壮飞正在中央饭店和胡北风碰头，一起整理情报，忽听饭店二楼骚动起来，尖声喊叫，哭声骂声不时传来，上下楼梯的脚步声，“保安快来！”的呼唤声，声声震耳。钱壮飞不由地从四楼急步下到二楼，只见许多人朝二楼东边涌去。保安和徐恩曾保镖在东边走廊拦截前来看热闹的人群，不让他们挤到一间大套间门口去，看到钱壮飞，保镖忙喊：“钱秘书，快过来！快，救救徐科长！” （调查科长一职一段时间改主任，但在内部还是习惯称科长）。

“怎么啦？徐科长怎么啦？！”钱壮飞不敢怠慢，小跑着挤进人群，冲到东头那间套房门口，睁眼一看，他也不觉惊愣了一下，只见徐恩曾被姘妇王书元撕打着，全身赤裸仿佛刚从被子里给抓出来。徐恩曾为了脸面，一手拒挡王书元，一手想把短裤拉上胖腰，遮住羞处，无奈王书元边哭边抓，像发了疯似的，使得徐恩曾十分无奈。另有两名妇女，正在将王书青按在地板上，王书青只拉上花短裤，赤裸着上身，也狼狈得很。

钱壮飞一见这场面，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走到王书元跟前，一把拉过她，说：“王太太，有事慢慢说。先让徐科长穿好衣服。”王书元见是钱壮飞来了，气得浑身发抖地说：“什么徐科长，他是个畜生！占了我的身子不算，竟背着我，又干上了我姐姐……这叫我怎么做人呀？！”

徐恩曾总算把短裤拉上了，又去穿衣服。钱壮飞见王书青赤着胸部，被两个壮女人按在地上，又忙松了王书元，用双手把两位壮妇拨拉开，吓住两人说：“你们干什么？人家夫妻之间的事，由他们夫妻解决，你们凭什么打人？”忙抵挡住两位妇人的拳头，一把将王书青拉了起来。王书青吓得脸色青灰，忙抖动着一对乳房，去床上找衣服往身上套。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边王书青刚解救出来，那边徐恩曾刚系上裤子，正要把长布衫往上身套时，王书元又发疯了，一头向他撞去，两手乱撕徐恩曾的上衣，只听“嘶”的一声，竟把徐恩曾的上衣口袋撕掉了，密码本即掉在床上。

王书元一把抢过，紧紧抓在手里不放。对此，徐恩曾急得大叫：“这是机密，你不能看！”王书元站起身来，也毫不示弱地说：“我倒要看看你这本子里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一下子，他们夫妇二人又扭成了一团。钱壮飞只好放下书

青，又转身走了过来。王书元一见钱壮飞就连哭带诉地道：“钱先生，你看，姓徐的不是人，是公狗，是骚公鸡！我待他不薄，他却瞒着我，又把我姐弄到了手，真不要脸。”说着就扬起那密码本给钱壮飞：“你看，这个小本子里有多少他的秘密？”钱壮飞接过码本当即交给了徐恩曾，并说：“这确是徐先生办公用的，根本不是你所说的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徐恩曾十分感激地接过密码本，并顺手放进床前的梳妆台抽屉里。

钱壮飞叫保安把王书元带来的两位妇女“请”出门外后，连说带劝地把王书元拉到门外，并十分关切地说：“徐太太，公共场所人多口杂，你这样闹下去，一旦传扬出去，徐先生难看，你们亲姐妹俩也十分难看呀！我看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先平平气吧！”王书元猪啊狗啊的又骂了一阵，想想又没其他办法，只好嘟哝说：“这杂种一下搞了我们姐妹俩，没那么便宜！”

钱壮飞又劝道：“徐夫人，快消消气，我看过几天叫徐先生摆几桌酒席，宴请你的亲朋好友，并让徐先生当面向你赔罪，下决心和书青断了。”

这场风波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认为闹事的人是徐恩曾大老婆梅子瑛，并推测梅氏是个悍妇。其实错了，根据广证博集，特别是徐恩曾手下及亲属回忆：闹事人不是梅子瑛，而是徐恩曾刚从上海到南京那段时间的姘妇王书元，事情是这样的：

徐恩曾共有三位妻子，一个姘妇。发妻梅子瑛（幼琴）系浙江吴兴人，曾在浙江启明女校肄业，系一天主教徒。梅氏家族是做丝绸生意的，属“四象八牛”的“牛”族。从前徐赴美留学时曾得梅氏母家的经济帮助，后因梅身体多病，夫妻疏远。徐恩曾调到南京任职后，梅氏只到南京一次，见徐已不愿碰她，另有相好，即回上海高昌庙徐家，侍侯婆婆，长期与徐分居，精神备受折磨。解放初，曾向法院呈请离婚。她生有一女，名叫徐凤兴，解放初期，尚未结婚，在家教授钢琴，并已在俄文广播学校毕业。她们所住的房屋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外面有花园。这幢房子是1934年徐家买地自造的。

徐恩曾的第二个妻名叫王书青，又名王淑清，号砚溪，辽宁省人，曾在燕京大学肄业，但知识面不广。她的妹妹名叫王书元，徐到南京后大约1930年即与她姘居，两人很缠绵，同住在南京中山东路305号附近。正元实业社的名字即由王而起。“正”指蒋中正，“元”就是王书元。她生一女徐凤珍，乳名小毛。王书元要求徐与结发妻子离婚，与她结婚，徐没有同意。王精神失常，时常吵闹，以后徐又开始疏远她。后来，王书元在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做事，另与傅作霖同居，钱壮飞在南京时，曾见她多次找徐吵闹，索要金钱，扬言要告到监察院。徐怕败坏名声，曾叫钱写封匿名信劝王勿吵。钱壮飞离开以后，徐将南京一块地产送给她，在特务经费中屡次拨款给她，造了一幢很大的楼房。王书元于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死在香港。女儿凤珍归徐抚养，长成后改名徐伯正，在金陵女大农艺系毕业。解放后，分配在中山陵园工作。王书青原系有夫之妇，丈夫田鸿宾，1932年以前夫妻俩都在美国留学。王书元精神不正常后，书青从美国归来，到南京来探视其妹妹的毛病，徐恩曾见到王书青就被迷住了。书青比书元长的高挑，胸挺腰细，皮肤白晰，书青圆形脸，一双丹凤眼十分迷人。徐恩曾先请她喝酒，跳舞，只见面三次，就把她哄进中央饭店套房里，死皮赖脸地脱下她的衣服，强行与她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不久，事情就传到妹妹耳朵里。这天午后，被冷落的王书元带着两位要好的姐妹，本来就是要到实业社来找徐恩曾“算账”的，恰逢钱壮飞不在，正元实业社一位新值班的特工不认识王书元，见其闯上门来，便问王书元和徐是什么关系？王书元说“他是我老公。”特工以为她开玩笑，说徐有老婆，他们夫妻俩就住在中央饭店二楼套房里。这下糟了！王书元疯疯癫癫领着两姐妹上去了，扭住服务小姐打开了徐恩曾套房的门……

至于徐恩曾第三位夫人名叫费侠的，她于本书没什么关系，就不介绍了。

一场争风吃醋的闹剧，经钱壮飞从中调停后，暂时平息了。钱壮飞再上四楼时，赶巧李克农也到了，他和胡北风听到钱壮飞讲到徐恩曾的风流逸事和姐妹反目的信息后，两个人都直摇头。钱壮飞叹息了一句：“风波调停了，但看来王书青暂时不能再呆在南京了，否则她那个精神病的妹妹，又不知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李克农从心里一动，“点子”来了，他说：“像徐恩曾那样的风流男子，你控制住他的情人，就等于控制了他。我建议，王书青在南京呆不住了，你就把她弄到上海去，跟你夫人张振华住一起，这样徐恩曾他……”

“好点子！”李克农尚没说完，胡北风就接上话题了。“你这样做，徐恩曾真正会感到你知心贴体，把你当兄弟的。这样，你回上海看振华，俩人又可同去……这是个好主意！”

李克农笑着补充说：“你越得他人心，得他信任。越容易弄到那本密码本……”

“好！”钱壮飞也下决心了，说：“你们先谈，我这就去靠拢徐大科长。”说完，钱壮飞就下楼，直奔正元实业社，敲开了徐恩曾的办公室。徐一见他，脸就红了。“这王八蛋也知道脸红。”钱壮飞心想。

“今天太感谢你了，谢谢你替我解了围。”徐恩曾站起身来，一脸的羞愧感激和微笑。

“朋友不言谢！”钱壮飞说：“何况没你徐科长，那有我壮飞的今日。只是，书元原本就有些精神不正常，发现了书青跟你——那书青呆在南京怕不是事。”

“那怎么办呢？”徐恩曾无耻地说：“你知道，我对书元已无感情，可对书青，没有她，我不能活呀！”这是徐恩曾心里话，所以，他后来娶了王书青而不是王书元。

“这样好不好，向你表哥立夫他们学习，把夫人放在上海，你也把书青弄到上海去，这样，你南京、上海两边都照顾照顾。”

“上海住哪里呢？高昌庙江边路我妈那里已有梅子瑛了。”

“住到我家里去吧！这样，振华也有个伴，吃啊，用啊，生活方面，我太太也可以帮你照顾一下书青。”钱壮飞装着十分贴心地说。

徐恩曾脸上一乐，身体一松，但话到嘴边却是：“那怎么好意思呢？太打搅你和振华了！”

“科长，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把我当兄弟，我会把书青当嫂子，就这么定吧。为了不让书青在这里受委屈，也让你在书元那里有个交待。你和书青交谈一下，我等下派个人让局里小车马上送她到上海，到安全地方。”

徐恩曾似乎要感激涕零了。他忙锁上门，去中央饭店见王书青了。徐恩曾虽按钱壮飞的安排送走了情妇。但脑海中还考虑着如何宴请书元亲友、姐妹并向她道歉的事。无疑又将此事交其助手钱秘书为之承办。钱壮飞趁热打铁，第二天晚上就把晚宴请客、宴后跳舞之事安排妥当。徐恩曾脱下长衫，换上笔挺的西装，当他把长衫里的密码本想装进西装口袋，又觉不妥，一时举棋不定。钱壮飞利用徐的矛盾和混乱心理，带着极为关切试探的口气说：“密码本……与其不便带到公共场所，还不如锁入保锁柜，再贴上封条，这样就可确保万无一失了！”徐一听认为有道理，戒心顿消，当即把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保密”信条丢得一干二净，只听他对钱壮飞说：“那倒不必。”说着就急不可待地把密码本交钱壮飞代为妥善保管。钱壮飞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嘴上还说：“立夫说了，这密码本抵挡上一个师、一个军的兵力，万一有个闪失……不行！不可以！”他连说不可以，使不得，而辞不接受。徐恩曾却用上了钱壮飞的话：“你我兄弟，不分彼此。放你身上，就像放我身上一样，我有什么不放心。”“不，你是国民党核心人物，我只是你的秘书。”“秘书就是助手！我不在，就你负责！” 钱越是这样，徐对助手的“忠诚”越深信不疑。并用十分坚决的口气说：“我看你就不要推辞了，交给你保管比放在保险柜里还保险，还放心呢。”钱壮飞见推辞不掉，就干脆来个恭敬不如从命。当钱壮飞接过密码本时，他就对徐恩曾说：“既然徐先生信得过我，那你就安心赴宴吧！我一定在办公室坐等你归来，到时定然完璧归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待徐坐的车子一开走，过了一会，见无异常，钱壮飞就怀揣密码本进了自己的卧室，反锁房门，拉上窗帘，放下电灯，用照相机一页不漏地拍摄下来。这一切做得十分干脆利落。尔后，到“长江通讯社”告诉李克农“事已办妥”，又快速回到办公室里看报，坐等主子回来。

徐恩曾宴请、跳舞结束归来时虽已夜深，但办公室却仍是灯火齐明，如同白昼。只见钱先生在专心致志地看报，徐恩曾竟带着一丝歉意说：“夜已深了，钱先生怎么还不睡？”

“重任在身，怎敢睡呀！”钱壮飞慢条斯理地边回答边拉开抽柜取出密码本，双手递给了徐。徐恩曾见状，带着爱怜、赞赏的口吻说：“党国公务员如果都像钱先生那样的话，党国就有希望了。”

“书元那边的问题全解决了吧？”钱壮飞问。

“全解决了。臭娘们，她吃醋。我道了歉，又说把书青赶走了，从此不来往了，她醋意才消。当然，又花了我不少钱……”徐恩曾说。

“钱没问题，我们再赚！”钱壮飞笑了，离开了办公室。

钱壮飞虽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密码本，但尽是地名、数字之类，究竟怎么利用它破译绝密电报却是个未知数。虽然几天琢磨、推敲，总不得其要领，真是急死人。然而，无巧不成书。有一天，他拿着徐恩曾亲译的密电来到徐的办公室，当徐拿到密电时，即取出一套《曾文正公文集》，并说了声“没有事了。”钱壮飞就知趣地退出办公室。钱壮飞对数字有天然悟性，无意间窥见徐查《曾文正公文集》，就很快悟出了破译密电之谜，高兴异常。通过几天反复实践摸索，他很快学会了开启密电码的方法。为了工作方便，钱壮飞也为李克农的上海方面搞出了一本，并告知破译方法。

（五）

钱壮飞在徐恩曾那里得到重用，这在徐恩曾的顶头上司陈果夫、陈立夫那里也是得到认可的。在当时的中央党部几乎已经成湖州会馆的大背景下，只要是湖州人，就没有不被重用的道理，何况钱壮飞这样的天纵英才。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当时钱壮飞为了进一步帮助自己的同志打入国民党机关的老巢，曾先后介绍李克农打进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介绍胡底打进国民党南京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后来被钱壮飞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李克农能够打入，一方面是经过了考试和钱壮飞的介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了与陈氏兄弟的关系。李克农的岳父赵家艺是老同盟会会员，与陈其美是好朋友，故李克农的夫人赵瑛和陈家兄弟也都相当熟悉，有这种父执辈与子执辈的双重关系，李克农此时已升任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电务股长，同时仍兼广播新闻编辑。在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里，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这样一来，钱、李、胡三人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分别掌握着南京、上海、天津三处的情报活动，正所谓“三足鼎立”，互为呼应，几乎把陈立夫、徐恩曾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共产党的情报，全部拿了过来。他们当时都接受陈赓的直接领导，被称为共产党早期的“龙潭三杰”。李克农后来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重要创始人与领导人，其情报工作生涯，正是始于这一阶段。在龙潭三杰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当然还是钱壮飞，因为他被“埋藏”在徐恩曾的身边，大凡送给徐的文电，无不让钱壮飞先“审阅”一下，以便确定其中是否有值得中共“虚心”采纳的部分。

有了密码本，钱壮飞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一天，钱壮飞接到一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急电，就跑进卧室，对照《曾文正公文集》一一破译，结果是：“1930年9月23日蒋总司令在汉口行营召开剿共会议，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何健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以十万兵力，兵舰二十艘，飞机三十架，采取四面围堵，并进长驱的战术，限一个半月消灭共军，各地匪情务必尽力搜集、及时呈报。”破译完密电，他感到这是一份直接关系到中央苏区安危，至关重要的情报，遂当即写了一封公函，并用密写药水把密电的内容写在公函的空间，套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要女婿刘杞夫迅速赴上海呈李克农，转交党中央。

接着，又破译了张辉瓒采取“分兵合集、长驱直入”的战术，五个半师由南昌西南上高、高安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乐安等地进攻的路线。立即由刘杞夫送到了上海……

周恩来接到这类重要情报后即与陈赓等同志一起商议。周恩来说：“壮飞从南京带来的这份情报，对中央决策和对苏区反围剿作战太重要了。”陈赓道：“壮飞目前这个位置对我们十分有利。”周恩来再次强调：“壮飞这个工作来之不易呀！你再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暴露。”周恩来当即派专人把这些情报和收到这些情报上海中央的决策一起送到中央苏区，为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久的一天，南京中央饭店四楼“长江通讯社”李克农在敲门。秘书张慎先开门一看，见是李先生，就说：“钱先生、胡先生在这儿已等了好半天了，快进吧！”见面后，李克农不无歉意风趣地说：“不知怎地，今天车站检查特别严，要不是这张中央党部的‘派司’，还不知会闹出什么问题呢？”接下去又说：“这次来前，见到一中央领导同志，他代表中央向你们问好！你们猜是谁？”胡北风抢先道：“那一定是伍豪。”钱壮飞讲：“多么想再见见他，能直接聆听他的教诲，那该有多好啊！”李克农听后深情地说：“他特别提到上次你派人送去的那两份敌人围剿红军的重要情报，非常准确及时，对我们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伍豪同志更称赞你智取密电码本，破译绝密电报，使敌人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他特别要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祝贺！他还再三叮嘱，你这个位置很重要，千万要珍惜它，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放弃。”就这样，三人又在敌人“心脏”过了一次组织生活。

1931年2月初的一天，钱壮飞又亲译了徐恩曾的一份重要绝密电报：即蒋介石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由何应钦任行营主任兼剿共总司令的情报。过了一个多月，他又破译了蒋介石集结20余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以江西宁都为主要目标，结成一道八百里防线，第五军王金钰部进攻东固、第二十六军孙连仲进攻东韶、小布、第六路军朱绍良进攻广昌、黄陂、十九路军直指龙岗、宁都……蒋介石第二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意图和兵力部署被钱壮飞获得，及时送给了上海的周恩来。周恩来把中央决策及情报又传给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钱壮飞生前曾两次说过，钱壮飞同志为我们打胜仗是立了大功的！并非虚话！

第三章：多事的周末之夜

他本能地停了一下脚，心想：谁这么巧，在这关键时刻还认出了我……

（一）

南京中山东路305号。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房子，两层加阁楼，面宽五间，周设回廊。外形古朴，外墙用青砖叠砌，酷似中国古典式小楼建筑。走进小楼你会发现，室内装饰、设置甚至背街窗户均为西欧形式，罗马柱、拱形门、白色天花板、古罗马雕饰、落地窗帘采光十分充裕，对于在美国养成了吃西餐、爱着西装、喜欢举办家庭舞会和匹克列克（PICIC，即野宴）的徐恩曾来说，这是他十分中意的小楼。小楼有个不大的院落，可以停车。房主叫王学仁，也是个喝过“欧洲”洋墨水的家伙，他喜欢西洋文化，又怕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所以才建造了这种外是中式、内是西式的小楼。他和徐恩曾搭上关系后，就参加了中统组织。院外门楼还来点“马头墙”式，这座房子门面不大，但铁门铜锁，十分严密。门口挂着一块“正元实业社”的铜牌，以遮人耳目。

人们往往会小看这“正元实业社”的门牌，就像小看这305号的小楼一样，外表古朴，里边可就“富丽堂皇、美轮美奂”了。这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科长、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和他中统组织的办公场所，秘密电台、内部电话、机密文件……设备齐全。不用说，能够进入这幢小楼的人物，都是非同一般人物。

1931年4月25日下午二时，一辆崭新的美国福特牌新型轿车，悄然无声地停在“正元实业社”的院子里。细心的钱壮飞从二楼的窗口看到了，便会意地走下楼来，走到徐恩曾一楼的办公室门口，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一位五官端正、面皮白皙的书生模样的人打开了房门。“徐科长，车子已停在院子里，请你上车吧。”钱壮飞笑着对开门的人说。

人们真的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年轻儒雅、奶油小生式的人物就是国民党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大特务头子，但事实如此。只见他提着一只公文包出了小楼，当他要跨进钱壮飞为他打开的车门时，他还亲切地征询对方：“我们一起去上海吧，书青住在你夫人处，同乘一辆车去很方便的。”

“不了，徐科长。已到月底了，我得抽星期天的时间把账目结结清。再说，科座是新婚，我们已是老夫老妻了。你去吧，我负责值班。”

“那好。”徐恩曾感激地上了车。车子发动时，他打开车窗，又把头探了出来：“钱秘书，有什么紧要公文、电文，你收到后就放到我办公桌上，有劳你了。下礼拜总司令要召开中执会例会，明天我会准时赶回来的。”

“好的。”钱壮飞毕恭毕敬地朝徐恩曾点了点头，就目送福特牌轿车徐徐地开出“正元实业社”的大门。

送走了徐恩曾，钱壮飞便转身向楼内走去。在小楼的回廊中，恰巧和正要出门的调查科特务组长顾建中迎面碰上，两人客气地握了一下手，寒暄了几句，他才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

钱壮飞走到背街的那一面窗户前，隐约可以看到不远处一家宽敞的院落里，正是桃红柳绿、春风徐徐的景象。他禁不住打开了那扇窗户，却意外听到有一辆警车在中山东路呼啸而过，仿佛是警车提示着南京还处在白色恐怖中。搅碎了眼前的无限春意，他本能地动了一下身子，又把那扇窗户给关上了。

钱壮飞到小楼隔壁自己女儿钱椒椒、女婿刘杞夫家里吃好晚饭，又回到“正元实业社”时，夜幕宛如轻纱般，已把南京古城整个地笼罩了起来。好在中山东路上的路灯照亮了路面，辉映着小楼，院落还不至于过于黑暗。

徐恩曾既是中统特务头子，经费向来不愁。而大笔大笔的经费交给别人他不放心，也只好交给钱壮飞结算、处理。钱壮飞精通账目、数字，他在每个月尾，总会把属于徐恩曾亲自掌握的钱财整理清楚，交一份清单给他过目。这不，利用安静的星期六夜晚，钱壮飞反锁上办公室的门，不希望有人来打搅，以便他摊开账簿，把收支款项整理出一份清单。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越不希望别人打搅，越是有人来打搅。他坐下仅仅一个小时，就听到有人在他门上轻叩了几下，清脆地喊了声：“报告！”

“什么人？”钱壮飞本能地问了一声。

“报务员！”对方答道。

钱壮飞将账簿合上，打开了房门说：“请进来，有什么事？”

“汉口方面发来了加急电报，注明由徐科长亲译，请钱秘书签收一下。”报务员很有礼貌地说。

“好吧。”钱壮飞在收发簿上签了名，将电报放在办公桌上。

钱壮飞又摊开账簿，算了没几笔账，又听到了敲门声。这一次他很快答道：“门没锁，请进。”

进来还是那位年轻的报务员：“报告钱秘书，汉口方面又发来一封加急电报，指名徐科长转呈陈部长，注明请徐科长亲译。”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对这封电报上的陈部长，专家们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转呈给陈果夫的，因陈果夫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有人说是转呈给陈立夫的，因为陈立夫当时虽然担任中央秘书长，他大哥陈果夫因肺病住院，组织部长的担子实际上由他兼代，而且当时特工们也习惯称他为部长，而不是秘书长。

钱壮飞在收发簿上签了名，这才亲切地拍了拍报务员的肩头，鼓励地说：“很好，真辛苦你了。”将电报同样放在桌子上，尚没引起他什么注意。

也难怪呀，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直接操纵下，三个月前中共中央先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对周恩来实施“批判留用”，强行把王明一伙扶上台。一个月前才正式公布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上海在他直接管辖下），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此时已由张闻天继任），中央组织部长赵蓉（康生）、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配合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直接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新班子、新机构大都呆在上海，似乎和武汉没什么瓜葛。蒋委员长呢，下午徐恩曾还在说：他也呆在南京，下个星期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武汉能有什么事？可能是特务内讧吧？或者例行报告……

很快，报务员又送来了第三封加急电报。这一次钱壮飞签收有些迟疑，他想：汉口方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接二连三地给徐恩曾发来亲译的加急电报？签完，钱壮飞看了一眼报务员，想到了什么，还是将电报叠放到桌子原先两封电报上，继续算账。

意想不到的是，报务员又送来了第四封加急电报。钱壮飞有点坐不住了，他似乎无心算账，一双眼睛时不时的瞄几瞄那四封加急电报，他决定不再放过译电的机会。他合上账簿，将账簿放入保密柜内，神情不觉地凝直起来。接连不断地四封绝密电报，说明武汉方面发生什么紧急事情了，而且根据他在“敌人心脏”中的工作经验，感觉到一定已经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门外起风了！风把门窗刮得很响，一阵紧似一阵。钱壮飞的心口有些发紧，心脏跳得有些剧烈。室内的灯光仿佛一下子勾勒了他的脸颊，显现出坚强的阴影。不到两个小时，钱壮飞替徐恩曾一连收到四封绝密电报，而且指定要徐恩曾亲译后转陈果夫或者陈立夫部长，不是大事，绝对不可能这样。

钱壮飞随风关上了房门，而且将门反锁了。报务员脚步声消失后，他不再犹豫了，掏出身上的密码本，小心地拆开了第一封电报，对着密码本翻译到一半，他就感觉到有点呼吸困难，接着背后沁出了冷汗，他几乎是低声惊叫了一声：这个人，他……他怎么跑到汉口去啦？！……

（二）

事情还得从四月一日这一天说起。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和他的妻子走陆路，从安徽六合一带直接潜入了金家寨。而张国焘肩负着党在长江中游地区革命和武装发展的重任，必须派一名经验丰富又熟悉从长江航道进入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线的负责同志，悄然由水路带他进入鄂豫皖苏区。

周恩来颇费思量后，知道只好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去。顾顺章曾较长时间担任中央军委交通总站站长，经常往来并非常熟悉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的公开的和地下的各个通道，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自从任命蔡孟坚担任两湖特派员进驻汉口后，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在武汉一些重要的秘密机关先后被他们侦破，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等重要人物先后被捕获、被杀害，武汉的地下党组织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顺利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启用顾顺章，直接把张国焘交到鄂豫皖到苏区的交通员手中，在当时怕是最安全的一个办法，也只有顾顺章等几个人办得到。加上，武汉地下党和交通线还有重建和完善的问题，顾顺章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在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出发前，一向办事谨慎的周恩来又决定临时抽调董健吾，陪同顾顺章执行这次特殊任务。

董健吾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古董商人。他的古玩店是党的情报活动的一个秘密据点。董健吾和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往来密切，特别是宋子文、宋霭龄姐弟之间。比如，他每个礼拜都到宋子文的母亲家里，陪同她作祈祷。故常能听到一些南京政府金融、政策方面的情报。同时，也可以密切关注往来于宋公馆的国民党党政要员。董健吾还非常熟悉西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中原大战后，这些将领被蒋介石改编，多数调到鄂豫皖三省，执行围剿鄂豫皖“匪区”的任务。因此，张国焘等人去武汉途中万一发生什么不测，董健吾便可利用他同西北军那些高级将领的特殊关系，保其平安或化险为夷。

周恩来郑重地对董健吾说：“眼下的白色恐怖严重，到处都有国民党的警察与暗探，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就请你协助顾顺章同志，完成这次重要任务。”

看到董健吾点头同意后，周恩来特别交待说：“你的重点是保护和关注顾顺章同志。你知道，他早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担任总队长，出面谈判，已是知名人物了。他喜欢出头露面，又爱玩魔术。考虑到你也会几手魔术，关键时刻以魔术同行或魔术手艺作掩护，可以相互照应。如果张国焘他们有什么麻烦，您可以找找武汉周围那些西北军将领，总之，一切拜托了！”

“请党放心。我会协助并关照好顾顺章的，事关重大，保证完成任务。”

“是的。”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事关重大，情况复杂，务必提高警惕，小心从事。我会告诉顾顺章，不要出头露面，以防发生任何意外。”

出发当天，周恩来专门找到顾顺章，作了十分慎重的谈话。

他谈到武汉方向的蔡孟坚一心想抓捕共产党员，特务警察每天走街穿巷，武汉党组织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告诉顾此行不得乱来，行动需小心谨慎，切忌大大咧咧，粗心麻痹。顾顺章答道：“知道，知道。”

临分手时，周恩来还嘱咐说：“顺章同志，自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后，你这个总队长就成了名人。此次去武汉，尽量避免公开活动，以免被敌人认出。一定要把国焘同志送入苏区，看看汉口情况，能做点建党工作就做，不好做就早点归来。”

顾顺章一把抓住周恩来的大手说：“放心，我不会出差错的，我们后会有期。”

顾顺章果真是明道黑道他都有“道”，三教九流他都能“流”。出发时间定在4月1日。3月31日，顾顺章派他的助手杨福林将张国焘送到南京路上的新世界旅馆歇宿。4月1日凌晨3时，张国焘着上西装领带，扮成一名富商，杨福林则扮成他的伙计，由车行里工作的特科同志亲自开来一辆出租轿车，直接把他们送到杨树浦码头，上了在工部局由英国商人注册的祥泰木行的货轮。这一艘货轮，船董是英国人，水手中大多是共产党员。这艘船直接受中央特委领导，只有中央要员往返上海和汉口时才启用。张国焘在杨福林的带领下，见到了也上了这条船的陈昌浩，陈昌浩代替杨福林，成了侍候张国焘的贴身伙计。在顾顺章这么巧妙的安排下，张国焘和陈昌浩就乘这艘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溯长江而上，开始驶向武汉。

那末，顾顺章和董健吾他们呢？他们已搭夜班火车到了南京了。

4月1日，顾顺章、董健吾以及顾顺章的“伙计”陈连生，他们赶到南京下关，跳上了一艘由洪帮掌管的小火轮直驶汉口。当时，上海至武汉、上海至重庆的长江水运航道和各大码头，都是由上海洪帮掌控的，可以说那是洪帮的天下。顾顺章与洪帮大龙头徐朗西交情不浅，彼此称兄道弟。而徐朗西的门徒又在长江沿线的国民党稽查机构担任特务，其中汉口的稽查处副处长杨庆山也是徐朗西他们一伙的。顾顺章一向和青洪帮关系搞得火热，他相信坐洪帮的船比坐表面上是英国人实际上是自己人的货轮还要安全。也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叛徒确实不少啊！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大意）：

4日傍晚6时，他和陈昌浩下船，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在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注：即陈连生）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他们投来了暗号。那年轻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他们也跟着坐上了另一辆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而去。

顾顺章已呆在日租界一条僻静街道的一座房子的二楼上，他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顾告诉他们说：

“少山（周恩来）交待，从这里到鄂豫皖苏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必须由鄂豫皖派来的交通员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员，还要三天时间才能赶到。因此，你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

接着，顾顺章又告诉他们：这个交通据点，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一向是很稳妥的，但据最近的消息，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是故，顾顺章对他们能否住在那里，颇表踌躇。顾顺章还告诉他们：

“我是有名的‘化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的一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我为师，其中有几个和我来往还比较密切，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就是顾顺章。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我的一个学生家里，那是一个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

张国焘认为：

“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成天躲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为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我们就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

最后，按照共同议定的一动不如一静的方案，他们住在原地未动。

8日上午8时，他们跟着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员（这位交通员是个年轻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坐上公共汽车向着鄂豫皖方向驰去……

送走了张国焘和陈昌浩之后，顾顺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按理说，他可以领着陈连生陪同董健吾一同回上海了。可是他不，他有他的小计划。原来两天前他到新世界游艺场商量魔术表演的事──他得多赚点钱，他有这个本事赚钱。不想在新世界游艺场碰到了他的一位女弟子严丹莉。严丹莉可是个三十岁不到的美人，两个人原本就是老“相好”，几年不见，那种久别重逢的亲热劲儿，让顾顺章感到骨头都酥了。他本来住在汉口怡园的世界旅馆，董健吾住在老朋友刘少岩家里，刘少岩是武汉水电公司的经理，对武汉的事无所不知。一听说世界旅馆，他就神色变样，提醒说：“那可是洪帮汉口帮主、武汉稽查处副处长杨庆山开的旅馆，三教九流，叛徒流氓……真的是鱼龙混杂啊！”董健吾每次和顾顺章碰头时，都要提醒顾说：“你搬出世界旅馆，那里住的人太杂，万一谁把你认出来……”可顾顺章却不以为然，说：“我跟你说过了，灯下黑啊！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

碰到严丹莉以后，他便主动搬出了世界旅馆。因为他觉得严丹莉太漂亮，那苹果形脸、挺直的鼻子、樱桃小口、丹凤眼……喜穿一身白衣白裙，所以有人戏称她“白小姐。”她连脚下的高跟鞋也是白色的，衬着那高挑且小巧的身子，谁见了都会走不动路。万一被洪帮那个头目看到了，想霸占过去，或是被洪帮人物看到了，到上海滩乱搞一气，那倒真的对自己不利了。所以，他干脆搬到了法租界去，住到法租界大智门附近的德明饭店，两人悄然同居，如同新婚。

张国焘和陈昌浩走后，顾顺章心想，董健吾、陈连生只不过是他的属下，因此，他无所顾忌了，便每天晚上和严丹莉合作，到新世界游艺场去表演一场大型魔术。他也不知道，新世界游艺场的经理也和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经理一样会做生意，将大魔术师化广奇的魔术表演广告贴到了大街小巷，不用说，上面还印有化广奇的艺术照片……

董健吾一等再等，终于明白顾顺章一时还不想离开武汉的意图。他等不住了，大约挨到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他在汉口怡园和顾顺章最后一次碰头。

这一次他提前到了怡园，等了约半个钟头，才发现顾顺章用手臂搂着一个白衣白帽、脚着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款款从马路拐弯处荡过来。大概顾顺章也顾忌什么，到了马路拐弯处时，他对那女郎说了几句什么，那女郎嗲兮兮地用手指头捅了他一下，又紧紧地搂抱了他一会，才让他顺着马路向怡园这边走来。

董健吾心里有些气，一见面便对顾说：“看来，你这几天还不想回上海啰？”

顾顺章嬉皮笑脸地说：“我跟你不一样，除了护送领导进山，还有整顿、打开局面的任务。”顾话里有话，意思是送走张国焘、陈昌浩，你任务已完成了，可以走了，我还有在武汉整顿党组织的任务。

“那好，我明天就先行一步，早点向少山（周恩来）汇报，也早点让他们放心。”

“可以。不过，你只能后天走了。这么晚了，无法买到明天的船票。把你的船票购好，明晚还在这里碰头，我叫连生把船票交给您。”

“行。不过我还是奉劝你一句：提高点警惕，少和不三不四的人扯到一块，也不要抛头露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顾顺章本能地朝严丹莉的方向瞄了一眼，见她已隐身在一根电线杆后边，便不以为然地答道：“知道，知道，再过几天，我会安全回去的。”

说完，他见董健吾转身走了。这才走到严丹莉身边，拉着她的手朝新世界游艺场方向走去。

（三）

蔡孟坚是个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之人。当初单身赴武汉重镇，除一纸两湖特派员的任令外，手下一兵一卒也没有。如果是个庸碌之辈，肯定也只是混混“日脚”，可他不。他倚仗何成浚上将是他的老上司，开口就向何成浚要干部。当时，中共正处于立三路线、“各大城市一起暴动”之时，担任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浚，正被共产党到处“暴动”、“飞行集会”给闹得焦头烂额，对蔡孟坚的到来既十分欢迎，又十分器重。他把上海方面正来武汉办事的洪帮大头目徐朗西请来，三人见面后，徐朗西又介绍蔡孟坚与武汉洪帮大爷杨庆山认识，请杨庆山兼行营稽查处副处长，派出二十名洪帮分子由蔡孟坚发薪水，成为蔡的基本干部。这样，蔡作为中统特派员就有了第一批人马。

蔡孟坚只是位小军官，干特工他可以说还是外行。但他懂“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原先武汉行营也遵循国民党中央“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旨意，对暴露的共产党员即捕即杀，蔡孟坚认为“杀以止杀”决非善举，必须了解共产党的策略和行动计划，了解他们的组织。用共产党人来对付共产党。所以他从监狱里提出了两名即将处决的共产党员，一名叫宋惠和，湖南长沙人；另一名叫陈谦，湖北当地人。宋惠和为了活命，当即就给蔡孟坚出主意说，聪明人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捉到共产党员就杀，杀了线索就断了。应该允许捕获的共产党员自首，供出他的同伙或上级甚至共产党的组织机关，条件许可的话就让他指认、诱捕他的上级或团伙，让其戴罪立功。这样，才能彻底摧垮对方组织。蔡孟坚认为其计谋不错，很符合他的思路。就让何成浚赦免了宋惠和与陈谦的死罪，把宋和陈留在身边当左右手。

也许当时蔡孟坚真是时来运转，吉星高照，也许宋惠和的办法是真的很灵，蔡孟坚到武汉不久，就破了一个“惊天大案”：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所谓“剿匪”会议，会后准备到汉口巡视。何成浚大肆铺张，准备借座汉口总商会，召开千人大会，庆祝中原大战的重大胜利，为蒋介石捧场。这一计划被中共地下党长江局获悉了，通过内线秘密取得了出席会议的证件近200张，中共长江局直接从鄂西根据地抽调出武装人员潜入汉口，分成五组，每组25人，预定蒋介石走上讲台时，一齐动手投弹或直接刺杀蒋介石。计划之周密，连蒋介石大概从什么地方进，什么地方出，刺杀或爆炸如何一步一步进行，成功后共产党员如何撤退，都策划得清清楚楚，几乎有十成成功的把握。就在蒋介石下山到汉口前两天，蔡孟坚捕获了长江局的秘书夏华，经过严刑拷打，宋惠和劝说诱惑，夏华终于叛变，要求亲自见蔡孟坚，供出了这一计划。蔡孟坚大惊失色，他一方面面呈何成浚，一方面又通过调查科的秘密电台密告陈立夫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陈立夫即令徐恩曾和蔡孟坚同赴庐山，蒋介石和夫人立刻召见了他们，对蔡大为嘉奖。蒋当场手书一纸命令，任命蔡孟坚为少将参议，并发给奖金一万元。此时，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还挂着中校级军官的头衔在苦苦奋斗……

也就在这一次大搜捕中，蔡孟坚破获了中共汉口地下党的几十处机关，抓获了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袁秉章等近百人。苏立民等坚贞不屈，不久即被枪决；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却叛变投敌。尤崇新，原名游中兴，因出过天花，脸上斑点很多，外号又称“尤麻子”。曾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和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早在担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时，就常和顾顺章接触，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特科负责人了。

尤崇新之所以要冒生命危险，死心塌地捉拿中共党员，后来盯上了顾顺章，是有他特殊原因的，据蔡孟坚本人回忆说：

夏华自首，供出“杀蒋”大案和长江局及湖北省委一些领导人后，何成浚和蔡孟坚搜捕了近百名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被杀，悔过自首的被留用。

殊料自首共党中有七八位执迷不悟分子，向我呈一建议藉机杀我。声称在武汉办一《醒报》唤醒共党改邪归正。说来好听，并建议我参加该报筹备会。我原已同意，某晚我在汉口市党委单成仪家作竹戏（打牌）。其时，原先写捕共办法之自首者宋惠和已成我随身忠实秘书。这帮真正谋害我的自首共党原拟在开办筹备会时，在我到场，即用布塞在我口中，磨快菜刀，用打麻将声音掩护急行杀毙，即上船逃九江，上海已派妥接应。当宋惠和一再自邻近弄堂口中来单家促我去参加办报谈话会，其时我心里忽作安排，我可去可不去（可能是上帝旨意），同时我打牌输了十三元也有关系┅┅过了晚十时后，因有人报告，暗杀蔡事暴露。这七人中就有尤崇新。

对尤崇新等人敢杀蔡孟坚，当即判处死刑，并且准备公开宣判，“五一”劳动节那天枪决示警。尤崇新不想死，竟在狱中咬破指头撕破汗衫写一血书给蔡特派员，誓死再捕几名共产党员，戴罪立功。蔡孟坚开始不想理睬他，认为他是共党自首犯的再犯，而且把刺杀矛头对准自己，放出来怕对自已有害无益。后来想到这家伙既当过南京市委书记，又干过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捕前又是武汉市委书记，上头的、下头的共产党人他熟悉，同伙的人也不少，放出来兴许真能捉几条“大鱼”。大丈夫不计私仇，做好汉要胸怀远大，于是蔡以别人想象不到的胆识，真的将尤崇新放出。他知道，他这次放出来的肯定是条恶狼──

（四）

吃一堑长一智，蔡孟坚让尤崇新戴上鸭舌帽，穿上长衫，化装成电器修理工人模样，到共产党活动比较频繁的几个区域去侦探、搜索、指认，不过，他身后总是多了三四个“尾巴”──蔡孟坚公开对他说是“控制使用”，要他在4月30日前，至少要抓到一名共产党员，否则他将再进监狱，执行死刑。抓的越大，他功劳越大，抓的越多，不仅死罪可免，还将功论赏。可怕也就在这里，如果到4月30日那天还抓不到一个同伙，他就死定了。

没想到四五天过去了，尤崇新却一无所获。蔡孟坚有些恼羞成怒斥问道：“你写血书给我，发誓要抓几个共党分子来，将功赎罪。你抓的共党分子呢？！”

尤崇新脸灰如土，求饶地说：“特派员开恩，特派员海量，因为特派员前一阶段立了奇功，搜捕了不少共产分子，现在，不少共产党员不敢出来活动露面了，难啦！”

“那我不管。你指认不出、捕捉不到共党分子，只有死路一条！记住，到4月30日时间不多了！”

蔡孟坚对这种差点要了自己脑袋的家伙，从内心里就十分厌恶。他真的准备再看看，等到四月底尤崇新还抓不到共产党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只好送他上“西天”。

没有想到的是，训话的第二天下午，尤崇新就匆匆跑到国民党武汉行营办公大楼，一进蔡孟坚的办公室，就兴冲冲地报告说：“蔡特派员，我找到了重要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为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可能在汉口……”

“顾顺章？”蔡孟坚倒吸了一口冷气。对于顾顺章，蔡孟坚还是十分了解的，顾顺章原名顾凤鸣，江苏宝山县人，自幼闯荡江湖，后到上海兄弟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然后被送到苏俄，表面上是在东方大学读书，实际上是在“格列乌”（又称“契卡”）受特务训练，成为特务活动的一大行家。他双手都能使枪，擅长于化装，听说还掌握了缩身等妖术。1927年他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当时代表中共，行政上只挂名副总队长。出面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谈判就是顾，声名也显赫起来。1927年底，共产党首脑机关陆续搬到上海，顾顺章负责中共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现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当时许多人都这么认为，报上也这么记载，顾顺章被捕后自己也这么承认，其实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笔者注），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齐名，号称中共的“四大健将”。几年来他一直在上海活动，足迹好象还没有离开过上海……

他冷冷地望了尤崇新一眼，漫不经心地问：“顾顺章？你看见他了？”

“没有……”尤崇新抹了抹脑门上沁出的汗水，颇有点紧张。

“那你怎么晓得顾顺章会在汉口？”蔡孟坚坐在椅子上，随手翻弄着桌上的文件夹。

“我在汉口新市场门口看到了化广奇魔术师在游艺场登台演出的广告。”

“化广奇魔术师？”蔡孟坚一脸困惑。

“是的，化广奇是顾顺章的艺名。‘清党’前我在上海，曾在顾顺章手下干过。这几年也去上海汇报过活动情况，知道这个人特喜欢玩魔术，还在上海卡德路（今石门路）上开设过一个魔术用品商店，他自己也常常用化广奇的名字上台演出。这几年才……我……我问过游艺场的老板了，说化广奇昨天晚上还演出过一场，今天，今天……”尤崇新结结巴巴的。

“好，好！”蔡孟坚兴奋地跳了起来：“你马上到新市场一带去活动，我派叶明亮、周执中等一伙弟兄紧盯着你。你给我把游艺场内外给侦探清楚，大门、后门、暗门都派人守牢，盯死他。见到他，你只要立即呼喊，料他就跑不掉，也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走到尤崇新身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尤先生，那可是条大鱼，如果你抓到了顾顺章，那就为党国立了一个大功！我面呈何主任，不光给你自由，还会给你一笔钱送你到日本去留学。”

“谢谢蔡处长。”尤崇新深深地朝蔡孟坚鞠了个躬，又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匆匆地走出去了。

是的，顾顺章是上海宝山县白杨村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原先在杨树浦南洋兄弟卷烟厂当机修工，不过是做工吃饭赚钱，这时候他碰到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刘华，由刘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就一直站在生与死的风口浪尖上。这些年他亲眼看到了刘华的死，以后是赵世炎、罗亦农、杨殷、彭澎、陈延年、陈乔年……每一个朋友的死都燃起他心中强烈的复仇的怒火，他亲自带队暗杀了叛徒何家兴、贺芝华、白鑫、黄弟洪……他甚至把一百多斤炸药运进了一品香旅社，准备在上海的闹市中心来一个遍地开花……只是由于陈赓的坚决反对和周恩来的劝阻才没有实施。每一次行动之后他都有着说不出来的疲倦和沮丧，他犹如一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从来没有松驰过一天。他坐在汽车里，走在街上，甚至待在家里也从未觉得安全过，唯有在女人的怀抱里他才会暂时忘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枪枪杀杀！唯有上台玩玩魔术，搞点刺激花样，大把大把地赚点钱，他才感到人生还有一些乐趣，还有些奔头。

此刻，顾顺章正在新世界游艺场与严丹莉合作表演各种魔术，博得满场喝彩、掌声四起。他兴奋的脸都红了，鼻尖上也沁满了汗水。既然情绪上来了，他决定和严丹莉演最刺激的魔术──腰斩活人。不要小看这个魔术在当代不算什么，可是在三十年代那实在是个挺新鲜、挺刺激的节目。他和舞台人员刚刚把腰斩活人的大柜子摆上舞台中央，安好后边的玄关时，顾顺章突然看到舞台下场子两侧，都有手持短枪的便衣走动。顾一看情况不妙，来不及打声招呼，就一头钻进了台上那只腰斩活人的大柜里。面对这突然的变化，女魔术师还愣在一旁显得不知所措，而台下观众却兴致正高地翘首等待着看那大斩活人的精彩节目呢！顾顺章灵活，一钻进大柜就悄悄从暗道出走了。尤崇新在侧幕旁等了一会，不见顾顺章出来，情知有异，就赶过去猛地拉开柜门，只见早已人去柜空，遂连呼上当，忙请身后特务军警封锁剧场各门，四处严加搜查。自己便伙同叶明亮、周执中和侦缉队另一个姓张的特务迅即出了舞台后门。

顾顺章钻进大柜子，由暗道直达后门，悄然逃出后，暗自庆幸自己办事历来都多长了个心眼。这一次，又让他侥幸脱身了──

“总指挥！”“顾总指挥！”突然他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他，他本能地停了一下脚，侧过脸去，心想：谁那么巧，在这种关键时刻还认出了我，叫我？！

只见一个身材矮矮的男子，一双烧红了的眼睛像两颗炭球正紧紧地盯着他，紧跟上来。

“这是谁？”顾顺章凝神一想，有点面熟，以前在上海见过，后来到长江局……

他猛地一惊，心想不好，这家伙早已被抓到号子里去了，怎么会在这儿露面？他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跑，但已经晚了……

“总指挥，别跑，别跑！”尤崇新一个箭步扑上去，伸出双臂拦腰紧紧地抱住了顾顺章，只听见后面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仿佛有好几个人急着赶来的声响。

“你认错人了吧！”顾顺章想起自己腰里还插着一支枪，心想还是先把他稳住了，然后伺机拔枪，撂倒他几个，只要跑过这条马路，冲到日本人的租界里，自己便有逃脱的可能。但是尤崇新好像不要命似的用双手死死地抱着他……

顾顺章屏息静气，刚刚想有所动作，但是已经晚了，两支乌黑的手枪紧紧地抵住了他的脑袋，叶明亮、周执中带领的侦缉队的那帮家伙已经团团围住了他。

尤崇新松开了手，嗓门干涩，但依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他就是顾顺章，共产党的总指挥！”

顾顺章才清醒了几许，说：“你不是尤书记吗？什么时候出卖了我、盯上了我？”

“我昨天就盯上了你，知道你会从舞台后门逃脱……”

“看来，是我小看了你……你们……”顾顺章有些懊丧，知道脱身已困难了。

“顾总指挥，我可不敢小看你！对不起，如抓不到你或让你跑了，我怕也没命了。”

“好好好！”顾顺章已经完全镇静下来了，他神色从容地拍了拍被尤崇新弄皱的那身毕挺的长衫：“我是顾顺章，你们想怎么样？”

“哦，是顾先生，久仰久仰！”叶明亮丝毫不敢大意，他伸出双手顺着顾顺章的身体上上下下摸了一遍，将顾顺章插在长衫腰带里的手枪搜了出来，然后说：“那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了……”

“可以。”顾顺章回答：“我有些东西在大智门德明饭店，是否可以去拿一下？”

周执中回答：“那就不用顾先生操心了，这点小事我们会替你办妥的。”他伸手朝后一招，一辆黑色汽车开了过来。叶明亮打开车门，将顾顺章推了进去，他和周执中一左一右将顾顺章紧紧地夹在中间，侦缉队姓张的家伙也持枪跳上了汽车，挤在司机边上。司机加大了油门，绝尘而去，侦缉队的另一个家伙押着尤崇新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周先生、张先生，顾顺章……总指挥是我发现和抓到的……”车后还传来尤崇新声嘶力竭的叫喊……

（五）

钱壮飞拆开了第一封密电，对着电码本翻译的结果是：

共匪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特科活动的黎明（顾顺章），业已在汉口江汉关码头被捕。

顾顺章会在汉口被捕？这确实让钱壮飞身心都震动了一下。震动得有些目瞪口呆！好半天他才他禁不住出口喊道：“他，他怎么跑到汉口去啦？！”他心里总不相信，像他那种鬼精灵般的人物，怎么会被中统捕获？！

钱壮飞手有些发抖了，心跳剧烈加快，他知道这件事非同一般：中共特科的主要负责人被捕，一旦叛变，那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机关及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包括中共中央的领导都危在旦夕。他小心翼翼地又译出了第二封密电：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顾顺章他……他叛变了？这么凶狠而强悍的人这么快就叛变了？！”这更让钱壮飞难以相信，也吃惊不小，禁不住喃喃地喊出了声。他脸色有些灰白，嘴角微微抽搐。记得他在上海同李克农、周恩来等接上关系后，王庸（陈赓）专门带他到修德坊去拜见过顾顺章，印象中他是个精明强干之人，能说一口浓厚的上海话；爱动，两人见面时，他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党务、党组织、特工工作似乎样样精通。李克农对自己说过：顾顺章是个狠角色。在严惩叛徒白鑫时，陈赓已一枪中的，把白鑫打死在和合坊巷口，顾顺章还满脸凶光，一身杀气地乱开枪，将白鑫的头和上半身打烂了，还说“他最狠叛徒了！……”那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归顺”国民党了！……人真是个复杂的动物，变化得也太快了。他是他熟悉的中央领导同志，怎么能说叛变就叛变了呢？！

钱壮飞孤单的身影在室内摇晃了几下，仿佛有一肚子疑问，无人诉说。他只有努力镇定自己，准备译出第三封密电时，才发现自己手心里还捏出了一把汗水，脑门有些嗡嗡作响，脸上也有汗珠在往下滴……他掏出手绢，先擦干了手心上的汗水，又抹了抹脑门，抖动着手指，克制着情绪，便把第三封加急电报译出：

何（成浚）长官电请陈（立夫）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

奇怪的倒是第四封密电：

    考虑事关十分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押解进京。

汉口方面仿佛对顾顺章叛变一事十分重视，重视得有点朝令夕改。陡地，他产生了某种猜测、幻觉或者就是一种怀疑：这是不是中统核心人物耍的什么花招，设什么圈套？因为他太得徐恩曾信任，用黎明假叛变案来“套”他？来进一步考察他？！其实，徐恩曾就多次设“套”考察过他，只是被他巧妙对付过去了，才取得徐的特殊信任。

如果这个情报一旦有误，自己一旦上当，其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但他又觉得不像……正在他为顾顺章叛变之事心都要撕碎之时，他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深夜的脚步声，他知道都是报务员，这时已有报务员来：第五封电报到了！

他译出了第五封电报：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徐恩曾）禀报。

译完这封电报，钱壮飞排除了中统考察他的疑惑。因为他突然想到，蔡孟坚是蒋介石的人，非中统正式系统之人。中统内部派系林立，要考察他，不会用蔡孟坚这类人。看来，黎明即顾顺章叛党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千真万确的了。

夜风在外边一阵一阵地刮着，远处什么地方似乎有铁器式招牌什么的被风刮掉下来，响声有些让人心悚，让人惊心动魄！

真是事关十分火急！他得赶在顾顺章到来之前，把情报送出去，中共中央危在旦夕！他要救党！

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间正指向9点51分，离最后一班晚11点开往上海的沪宁特快列车发车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乘上这辆快车，就算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上海了。对，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他小心翼翼将汉口发来的五封加急电报原样封好，锁在抽屉里，又将自己译出的电文装入一个信封和密电码本一起藏入自己口袋，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钱壮飞疾步返回女儿钱椒椒的家里，门敲开后，他发现女儿椒椒和女婿刘杞夫正在洗脸刷牙，准备上床入睡。他莽撞地和椒椒打了声招呼，就把刘杞夫叫到自己住的房间，就只说了两个字：“急事。”

刘杞夫原来也是“民智通讯社”的报务员，钱江在徐恩曾这边站稳脚跟后，把女婿也安排到“正元实业社”担任庶务（办事员），实际上刘杞夫还不是党员，但已经担任了南京的钱江和上海李克农之间的秘密交通员。

“杞夫，”钱壮飞单刀直入地说：“你快去准备一下，爸爸写一封紧急信件，要你乘夜班车立即送到上海，亲自交给舅舅（李克农）。”

“现在就动身？这么急？”

“是的，十万火急。你到上海后，一定要找到你舅舅，万一找不到，就去找你岳母，请她务必找到你舅舅，这关系党中央的安危。”

刘杞夫回到房间和妻子话别了一下，换了身衣服，抓起了一个公文包，走到钱壮飞的房间，见钱壮飞已把信写好，放进一个较厚的信封中，又严密封好口，这才把信交给他，又嘱咐说：“这信你揣在内衣口袋里，一路上都要小心。信交到舅舅手中，你就快速赶回来。记住了吗？”

“记住了。”刘杞夫将信揣放妥当后，钱壮飞递给他10元光洋作路费。

刘杞夫最后看了一眼岳父，见他脸色虽刚毅、坚硬，但眼圈部有些红肿，眼色也显得疲惫，忙问：“我走后，你打算怎么办？”

“不要管我，你的任务千斤重啊！我得等……可能还有电报要来，我怕还有变化……”

“南京的家呢？”

“我来管，我有办法的！你走吧……”

看到刘杞夫消失在夜幕下的背影，钱壮飞才感到自己是疲惫至极。是的，人在大悲、大喜，受到刺激，遇到危险或剧烈争斗之余，都会产生极度疲软或有累极之感。但他却不能在家里多呆，因为他怕武汉方面还有什么情况，或者，国民党中央党部会有什么动静，他答应替徐恩曾值班，就得呆在办公室里。

其实，呆在“正元实业社”办公室，钱壮飞虽累也无法休息。他的心牵在杞夫身上，他担心：杞夫能把信按时送到吗？！

第四章：风生水起的武汉之变

    想想周恩来，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因为你抓住了顾顺章，他将要成为我们的阶下囚啊。

（一）

国民党武汉行营的办公大楼，是一幢清代末年的建筑物，原先是湖广总督的衙门府，因战火连绵，年久失修，虽显得破烂陈旧，但又古色古香，不失官府气派。夜幕低垂时，整幢楼及院落都昏暗起来，依稀有几间办公室已开灯透亮了。

蔡孟坚端坐在办公室的一只皮转椅上，一直在兴奋着。自从听说在汉口的游艺场发现顾顺章以后，他派去了他手下所有的人，一心想捉拿住这个中共特科的头目。他明白：他抓了不少共产党员，甚至捕获了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一些重要人物，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大健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如捕获成功，不光对于他个人，就是对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来说，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如他到90岁以后还在美国旧金山谈道：是一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事件。

远处，不时地传来汽车刺耳的喇叭声和警车开过的呼啸声。

如果尤崇新所说的话是真的，那即使尤崇新找不到顾顺章，顾顺章也不会离开他的老巢上海太久，他还是要回去的。武汉到上海最直接的交通工具是船，而这条长江上所有的船大都是稽查处的副处长、洪帮大爷杨庆山掌管的。他想到这里突然像吸足了鸦片似的一下子跳将起来，拨动电话就要和杨庆山联系……

“处座！处座！”突然叶明亮门也不敲，一下子就闯了进来。

蔡孟坚手里还拎着电话，眼睛顿时一亮：“怎么样？找到顾顺章的线索了？”

叶明亮兴奋得声音都有点打颤了：“顾……顾顺章抓到了！”

“什么？顾顺章？真的是他？”蔡孟坚陡地从皮转椅上站立起来，好久，才发现手中还握着话筒，感到自己在部属面前有些失态了，这才坐下放下了电话。

他从抽屉里找出那张顾顺章在上海担任总队长时的“匪情通报”照片，推到叶明亮面前问：“你看看，是这个人嘛？”

叶明亮只淡淡地看了两眼，就肯定地说：“没错，是他，肯定是他！”

“那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蔡孟坚似乎还有点不相信：难道真是福星高照？上天保佑？中共中央的大头目竟让我就这样轻易捕获？！

叶明亮倒也口齿伶俐，把尤崇新从舞台上认出他，又追至小球场附近死死抱牢他，他叶明亮机警地用手枪顶住他的太阳穴，搜查他全身以及他承认自己就是顾顺章的经过，都详细地作了报告。蔡孟坚高兴地连连点头，连声说好。叶明亮最后说：“这家伙傲得很，他指名要求见你。”

“见我？”蔡孟坚心里一愣，迅即痛快地说：“那好，立即把他带来。”

叶明亮匆匆要走，蔡孟坚又一把拉住了他：“慢！你马上让周执中率几个弟兄到德明饭店，将顾顺章的行李以及顾顺章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扣起来，带到这儿来。此外，你告诉手底下的人，这件事谁也不准泄露出去，谁在外面乱嚼舌头，让我知道了就要他脑袋搬家！以后我一定重重地犒劳各位弟兄！记住了？”

“是！”叶明亮说完，匆匆地走了出去。

很快，顾顺章就被带了进来，蔡孟坚凝视着他，刚要开口，没想到顾顺章却旁若无人地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先开口了：“你就是蔡孟坚？”

蔡孟坚颇为惊讶，反问了一句：“你怎么晓得我是蔡孟坚？”

顾顺章浅浅地一笑：“我看过你的照片！你是陈立夫亲自派到汉口来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派员。”突然他又站了起来，跨前一步，摆出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说：“我有对付共产党的重大计划，请你迅速安排我面见蒋总司令，我将当面陈情！”

蔡孟坚颇为不满：“顾先生，坐下！你既然晓得我的身份，那有什么事完全可以和我商量。”

顾顺章见蔡孟坚不过二十四五岁年纪，虽肩佩少将军衔，却是一副乳臭未干、少年得志的模样，遂又盛气凌人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不是一般的共产党人。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共产党中央常委，与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的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都由我亲自安排。我受过苏联特工的特别训练，还是上海共产党中央红色保卫局的局长。至于说到特务这一行，我是共产党特务的总管。”

蔡孟坚面对眼前这个自称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甚至比周恩来还来得重要的“大共产党人”，傲慢、清高而且又是这样急着要见蒋介石，似乎迫不及待想“卖身”的家伙，他感到有点吃拿不定了。

想了一会儿，蔡孟坚决定说：“蒋总司令在南京，这里最高领导人是行营主任。现在我只能……或者马上可以将顾先生引见给总司令部武汉行营的主任何成浚将军。”

“不！”顾顺章用又冷又硬的口气回答：“见不见他都一样，见了他不过也是这么一句话。”

“啪！”地一声巨响，只见蔡孟坚狠狠地拍了下桌子，恼羞成怒地说：“顾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哼！”顾顺章冷漠地扫了蔡孟坚一眼，冷笑着说：“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请示何将军，马上可以枪毙你或绞死你！”蔡孟坚心中的愤懑爆发了，近似冷酷地说。

“你摆什么威风？！枪毙我，你舍得吗？难道你们不想对付共产党了？不想把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共党首要分子抓起来？你不想升官、立大功？！……”想了一会，他似乎觉得话说得太硬了一点：“我确实早就想见蒋总司令，心里早有对付共产党、救国爱国的大计……还是尽快把我送到南京，早一点谒见蒋总司令，我保你┅┅以免消息透露出去……周恩来可是个十分精明的人。”

蔡孟坚还想说什么，又怕把事情弄僵了反而不便。他站起来背手在屋子里转了个圈，最后又走到顾顺章身边问：“那我可以立即报告何将军，联系南京方面。只是──我怎么样才能证明你顾先生是有诚意归顺国民政府了呢？”

顾顺章坐在那儿，想了很长时间，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拿纸来。”

蔡孟坚亲自将笔和纸递给了顾顺章，顾顺章就坐在沙发上，接过笔在纸上草草地写了两个地址：“这是中共地下党长江局机关的新址，另一个是中央交通局汉口站的地址……唉！蔡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请你迅速安排我去南京。”顾顺章为了证实自己是真的叛党，他轻轻几笔，就将中共长江局和汉口站机关及几十名中共党员的生命和鲜血“抛洒”出去了！而且他知道这样的特密机关和中共党员还多着哩，包括整个党中央……

“那──好吧！”蔡孟坚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招了下手，叶明亮急步上前，蔡孟坚吩咐道：“你和周执中亲自送顾先生到优待室里去休息。你就呆在顾先生身边，随时静候顾先生的吩咐！”

“是，长官！”

顾顺章押走了，蔡孟坚还立在那里，很久。也许是这一次太过容易了，使得蔡孟坚在惊喜之下，倒有些不敢相信了。共产党有大人物周恩来，他自然是知道的，那确是从蒋先生到国民党都在梦寐以求的共产党头子。而且，蔡孟坚也与大共产党打过交道，素来知道他们都是一些不易对付的特殊人物，许多人就是到死，也不肯吐露半句真言。可是，眼前这一个轻而易举地抓到的“阶下囚”，竟自称是一个“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甚至比周恩来还来得重要的“大共产党”，竟是一位迫不及待要“卖身”的货色，使他难以置信，也不甚了了。好久，他才走出办公室，去请示何成浚怎么办了。

（二）

有人说何成浚上将是文人出身，其言差也。他1904年就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堂。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他认识到要推翻满清政府“喊喊口号，鼓动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军事、学军事。”所以从振武学堂出来，1907年他干脆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正式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国，在北京陆军部军制司任职。辛亥革命后，他到南京追随黄兴，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他担任陆军部的副官长，在副官长任上，因为经常要与沪军都督陈其美联络，不光与陈其美成了好友，也认识了将介石。1912年升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二次革命时，又与陈其美合作，进行反袁斗争。随后追随孙中山，在广州组成军政府，担任过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谭延闿入江西作战。蒋介石指挥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追随蒋介石左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高级顾问。蒋介石给了他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他深入阎锡山总部，说服、劝降阎锡山归顺蒋介石。阎锡山的狡诈、多变、投机本性，确让何成浚费了不少心血，最后蒋介石未动一兵一卒，总算以委任国民军北方总司令的头衔，就让阎锡山就范了。蒋介石没有忘记何成浚的功劳，便任命他为徐州行营主任，没过几个月，又加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29年3月，蒋介石竟让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旋即任湖北省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等职，倾全力参与反共和对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何成浚除了侍卫、警卫人员外，他手下没有军队，不能拥兵自重。因为老资格，又讲究江湖义气，加上蒋介石对他的器重，很长一段时间却成为国民党杂牌军的首领。杂牌军拥戴他与蒋介石周旋、讨价还价；蒋介石利用他去安抚、稳定杂牌军。结果，中原和前方战场，蒋介石各路非嫡系部队谁也离不开这个何成浚。比如，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就把他密召到南京会谈，让他统帅有各路杂牌军组成的第三集团军，负责与冯、阎作战。因为这些杂牌军非何的军队，蒋介石意思是他只要拢络住这帮子人，不临阵脱逃，不投入对方阵营就可以了，根本上没指望他们去打什么胜仗。没想到何成浚还真的有这个能耐，第三集团军不仅没有人脱逃、反戈，还真的帮他打了几次胜仗。蒋介石感到很奇怪，以视察为名，在到许昌任应岐部安抚时，也到漯河第三集团军指挥部去打探虚实，方知何成浚除了慷慨大方，还善于协调交友外，他竟在漯河设了一所“军人之家”，花重金从武汉招来一大批年轻的姑娘做妓女，轮番招待各杂牌军团以上军官；害怕军官们生活苦，还从武汉、孝感、信阳招来名厨，天天设宴，给各路长官改善伙食。大家认为何长官讲义气、够朋友，愿意给他面子，为他出点“血本”。蒋介石心里有几分感动。战争一结束，就把何成浚晋升成一级上将，并把两湖政务和“剿匪”事务交他主掌。

何成浚听到蔡孟坚报告说抓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时，惊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这是真的？他承认他是共党四大健将之一的顾顺章？会不会搞错？”

“不会的！”蔡孟坚坐下来后说：“我已经用他过去的照片和这个真人对照过了，没有错。”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顾顺章写的字条，“这是他向我们表示忠诚的字据，中共长江局新机关和中央交通局汉口站的秘密地址，这样机密的情报，只有共党领导人或特务头子才知道。”

何成浚仔细地研究了顾顺章的字条，将信将疑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色保卫局局长？不会那么草包吧？怎么不坐老虎凳、不灌辣椒水，根本没动大刑，他就会轻易抛弃他的信仰，出卖共党的首要机关呢？”

“他不草包，傲气得很！”蔡孟坚说：“他强调他有对付整个共产党，对付向忠发、周恩来的大计划，只愿面呈蒋总司令，你和我，他不一定放在眼里。”

“是吗？”何成浚站起身来，在室内踱起方步，边想边说：“如果他真是中共的特务头子，那他就知道中共中央各个机关、各位领袖、乃至各个部门……看来，他手中会有什么底牌的……”

“那，何主任，”蔡孟坚突然建议说：“你要不要见见他，亲自审审他？”

“不用了，人家是大人物，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见他审他没什么意思。”何成浚到底有心机，说：“他可能还在做什么美梦，想和蒋总司令平起平坐，扳扳手劲，那就让蒋公来开涮他吧！”

“也好。只是，何主任，我们怎么把他押到南京呢？而且要用最快的速度。”

“坐飞机吧，坐飞机比较快。”何成浚脱口而出，说：“总司令不是从美国弄来了17架02U—4型侦察机，这批飞机就装备在汉口航空第9队，蒋总司令和冯玉祥作战时，常坐这种侦察机临空指挥作战……”

蔡孟坚开始认为这办法好，可以尽快把顾顺章送到南京。于是，他说：“我已经电告南京中央调查科，说我们抓到了中共头目顾顺章……”

“他投靠我们，要求晋谒蒋总司令，面呈剿共大计也说了吗？”

“这倒没说，可以再发个电报过去。”

“噢，我想起一件事了，你抓到顾顺章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何成浚到底是跟共产党打交道的老手，想问题也复杂。

“一个人，还有和他一起演魔术，并且同居的白衣女人。”

“那不对。你想想，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色保卫局局长出来，怎么可能不带侍卫、保镖、没有同伙？你不要忘了，共产党都是成伙结对的。顾顺章被捕的消息，万一被同伙知道，他们就会迅即联合武汉的共产党人，劫狱、抢人、甚至攻打我们行营，让你所有计划泡汤……快，快去审问顾顺章，审出他的同伙！我再派一个宪兵连，协助你看好他。”

这类事蔡孟坚当然早有耳闻。不少共产党领导人被抓起来，结果，不是被劫狱、劫车，就是突然失踪。他不敢怠慢，立即走出了何长官办公室。一个小时后，他再回来时，中共地下党长江局机关和中央汉口站机关均被破坏，十余名中共优秀党员被捕，陈连生被抓，而董健吾也遭到通缉，长江沿线码头还对他张开了大网。汉口市又一次陷入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中。

蔡孟坚将情况向何成浚报告后，何成浚很满意，说：“蔡孟坚啊蔡孟坚，你办事动作真快啊！又为我们武汉行营立了大功。”

不过，蔡孟坚却说：“何长官，在审问顾顺章和从侦缉处那帮人口中得知，顾顺章不可小看，他是由苏俄专门训练出来的特工，擒拿格斗样样在行，武功邪术都很精通。所以用飞机送他不妥。那种飞机我坐过，驾驶室旁边只能坐一个人，没有卫兵押送，万一顾顺章用点邪功……”

“对，不能让他坐那种飞机。飞机我已派好，明天你乘飞机先飞南京，向中央调查科和总司令汇报这件大事，至于顾顺章，我们还是稳妥点好，你给南京陈部长发个电报去，请部长速报蒋总司令，从长江线上调一艘军舰来……”

蔡孟坚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还是去执行了。

但晚上十点多钟，他最后一次来向何长官报告说：“我再三琢磨，等南京派军舰来太慢了，我们要对付的是整个中共中央，这类事贵在迅速，否则一旦走漏风声，什么大计都会失败。能否叫杨庆山弄一艘小货轮，又快又不显眼地将顾顺章送到南京？”

“杨庆山，是个人物。让他弄一艘小货轮……是个好办法。货轮顺水而下，也不会比军舰慢，却免去军舰调度和开来时间。”何成浚老谋深算地说：“这事由你去办。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宪兵排负责押送，你得挑选两三个有点功夫，有点头脑的弟兄盯牢他。该铐的还得铐……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蔡孟坚给这位上将长官敬了一个军礼，转身正要走时，何成浚又交待说：“你把顾顺章送上轮船后，再到我这里来一趟，我写一封信由你面呈蒋总司令，我们又为他办了一件大事，你乘飞机先去南京报告，功不可没，有功劳不要被埋没了！”

“是！”蔡孟坚说，正要举手敬礼，没想到这位老上级却一反常态，双臂伸出来，突然把他紧紧地搂入怀中，用手在他背上敲了几下说：“人生难料啊，想想周恩来，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因为你抓住了顾顺章，他将要成为我们的阶下囚啊！”

（三）

顾顺章在汉口一呆呆了15天，周恩来一直是挂在心上的，细致谨慎的他曾和两个人谈起顾顺章去汉口的事。第一个人是陈赓，陈赓前两天来向周恩来报告情况，转身要出门时，周恩来突然问他：“由上海溯长江而上到汉口，再转回上海，大概需要几天时间？”陈赓说：“八九天就够了，最多不会超过十天的。”

周恩来陷入某种担扰和沉思中，仿佛是问陈赓，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他们已经离开上海两个多礼拜了，早该回来了，不会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吧？”

陈赓心里明白，便问道：“你是说顾——？”

“是哇！那个人总爱……”周恩来不喜欢议论别人的短处，即使面对陈赓这样既有师生之情，又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但他担心啊，不能不吐出一句：“他有时胆子大得浑（上海话：胆子大得很）哩！董健吾怕是说服不了他……”

陈赓怕周恩来放不下心来，便宽慰他说：“你不是考虑武汉党的机关被破坏得厉害，请他把特立（张国焘）直接交给红四军交通员，是不是交通员没有按时出山，没有及时接上关系吧？”

“但愿是这样。”

第二个人就是向忠发。自从1928年11月，党中央鉴于在白色恐怖下开展革命工作，许多党的领袖人物如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都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了，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决定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负责党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特委下设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关，是头脑；特科是行动机关，好像人的手和脚，负责执行大脑的决策。向忠发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特委的头，周恩来遇事不能不去请示、研究、商讨。趁着周末，周恩来身穿一身粗呢制服，头戴鸭舌帽，叫了一辆黄包车，悄悄走进善钟路（今常熟路）中段一家挂牌为“苏广成衣铺”的店铺中，成衣铺老板一见到是他，便亲切地冲他笑笑，嘴角向上呶了呶，意思他要找的人在楼上。他机警地走出门去望了一下风，便命令伙计一起上好门板，关门打烊了。

周恩来熟门熟路地从后楼梯走上二楼，楼上住着一位方盘大脸，且胡子拉碴的50余岁人，他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周恩来听陈赓讲过，那女子叫杨秀贞，是向忠发从“堂子”里赎出来的。杨秀贞是风尘女子出身，对向忠发还算忠诚，也不多问向忠发政治和工作上的事。不过，一个堂堂总书记，丢开家中的结发妻子，长期和一个年轻的妓女同居，在党内曾引起许多非议，周恩来也当面说过这事，可向忠发却迷恋这位女子，总也不想割舍。

这个苏广成衣铺的二楼一个亭子间里还住着一位30来岁的女子，她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周恩来走进向忠发的客厅，脱下鸭舌帽，露出两道浓浓的剑眉和一双清澈有神的大眼。向忠发眯着的眼睛也突然睁大了，一边高兴地给周恩来泡茶，一边对房内一年轻女子吩咐说：“秀贞啊，我有客人来了，你到厨房里去好好地炒几个小菜吧！”

支开了杨秀贞，向忠发紧紧地关上了房门。这才转过身来，两个人围着茶几落座，先是闲聊了几句，向忠发用那只少了一个指头的手熟练地从香烟罐里抽出一支“三炮台”香烟点上了。人是容易变的，包括生活习惯。向忠发从工人闹革命，当上总书记之后，在上海滩住的时间不算长，也养成了吸外烟的习惯。他吸了两口烟后，笑着说：“少山，你周末也不在屋里休息，到我这儿来肯定有什么事吧？”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汉川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家世代以做工为主，家境贫寒。在拮据的生活中，向忠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短暂的私塾生活。迫于生计，十四岁的他即到湖北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两年后又到江汉造船厂做水手。民国初年，转往汉治萍公司的轮船上做大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下，向忠发开始投身革命，成为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员，并于次年入党，担任汉阳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923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在1925年党的四大上，他担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随后又兼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3月20日，他主持了汉口“血花世界”追悼遇害的赣州工人领袖陈赞贤的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武汉各界群众近四十万人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他名声大噪，成了武汉三镇响当当的人物。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一直强调工人阶级为领导革命阶级，他幸运地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他口才好，能迎合共产国际，比如米夫等人的“胃口”，给共产国际“印象”很不错。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兹维尼罗德镇召开，因为他是纯产业工人出身，也就当然地被推到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回到国内仍称总书记）的位置上。

他口才不错，能说会道。但马列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不行，更不要说智力和魄力了。因此，他在实际工作中却无法起到主要的决策作用。在出任党的主要负责人以后，他不仅无所建树，而且成了党内错误路线的推波助澜者。如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他不仅不辨是非，还随声附和，毫无主见，而且帮助李立三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何孟雄等人。在米夫支持王明上台之际，他又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主动地把手中权力让给教条主义者王明。

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的三年时间里，向忠发不求进步，恃官自重，失去了斗争勇气，很少参加党中央的组织生活，并且在生活上日益贪图享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追求个人享乐上。

本来，向忠发年轻时与湖南湘潭的乡下姑娘刘秀英结为了夫妻。党的六大结束后，向忠发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这时党组织将其妻儿从武汉接到上海，使他一家人得以团聚。但地位上升后的向忠发，此时虽已年过半百，却怎么也看不上土味十足的糟糠发妻了，很少回家过夜。一年后，他擅自动用党的活动经费在法租界霞飞路上开了家珠宝行，并公然与妓女杨秀贞在善钟路这家成衣铺楼上租房姘居，完全被她的色相迷住。

周恩来对这位总书记原先是怀着敬意的，对他也很尊重的。六大期间，周恩来与他朝夕相处，回到上海，两人又一起在中央工作，深感他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真的不能和同样是工人出身的苏兆征、项英、顾顺章比，他粗粗拉拉的，干什么事似乎都无主意，也无主见。长处是待人宽厚，不摆总书记的架子，你想干点什么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他是个胸怀坦荡、海纳百川之人，虽对他与妓女同居一事有看法，也当面劝说过他，见他迷恋杨秀贞已经入骨，批评劝说已无效，也只能随他去了，毕竟他是总书记。周恩来只能在他下边默默地承担着更多、更危险的工作……

听到向忠发的询问，周恩来先是高兴地说：“我们选派那三个人打入敌人心脏是对的，二十天前，钱潮（壮飞）给我们送来了蒋介石要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情报极详细、及时，我们研究后已转发给朱（德）毛（泽东）了。朱毛回电，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消灭围剿之敌。今天得知：何应钦已在南昌发出了总攻击令，对江西红色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开始了。扬言在5月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前，彻底消灭朱、毛部队……”

“对，军事情报战线，你抓得很有成效。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第一次围剿我们，军队未动，钱潮已把情报送过来了。第二次他又要围剿我们根据地，军事会议刚结束，情报已送到我们手中，他不失败才怪哩！”

“不，这一次有点不同，蒋介石光主力军就出动了二十多万，还有杂牌军……看来，朱、毛他们压力很大，这两天与中央的电讯联系都中断了，局势有些严峻，我有些担心啊！”

“少山，你也不必忧心忡忡，”向忠发听清了周恩来的意思，伸出一只宽厚的大手在周恩来手背上拍了拍说：“中央不是已经派项英到江西苏区去了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也动身去了江西了，朱毛手下不是也有三四万军队嘛。天高皇帝远，我们急也没用。根据地的事，就由根据地的同志去操心吧！”

“不，特生（向忠发在白区称呼），话不能这么说。”周恩来喝了一口浓茶后，诚恳地说：“蒋介石用屠刀教育了我们，加上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共产党要有作为，必须抓好军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四中全会不是决定我尽快到江西苏区去嘛，现在中央与苏区的交通线已经畅通，我想早一点动身去那边……”

“不不不，你不要专门听陈绍禹（王明）那帮书生的话，他们懂多少中共中央的工作。”向忠发气恼地把烟头掐灭，又狠狠地用手掌一拍桌子说：“这些人在苏联那边喝了几口洋墨水，回来就指手画脚。把中央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统统赶光，他们是大权在握了，那中央的实际工作还要不要做？！”

提起陈绍禹，向忠发就憋了一肚子气。是啊，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党的六大时，王明只是中共代表团的一个翻译。跟随向忠发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共沪东区委作宣传干事，因为不懂工人运动，不会组织武装暴动，反而被捕入狱，向敌人透露了一个中央机关地址。他被营救出来后，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因为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这就种下了他后来仇恨李立三，标榜自己是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借口批李立三，实际上在四中全会上也批了周恩来、向忠发，更为悲惨的是瞿秋白和罗迈（李维汉），他们被当成替罪羊赶下了台，还伤害、打击了何孟雄、罗章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唉！”周恩来叹了一口气，又埋头喝了几口茶。

向忠发对陈绍禹不满是多方面的，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少山，赵蓉（康生）那个人阴阳怪气的，人前人后两张脸，现在紧跟上陈绍禹了。陈绍禹提议让他来接顾顺章的班，主持特科，你怎么也同意？”

“中央的决定是对的。”周恩来不愿多谈会议上定下来的一些事，他说：“顾顺章这个人精明强干，工作能力是不错的，但有些事也做得太过分，太蛮干了，加上生活不检点……”想到向忠发也和妓女姘居，周不再往下说了。

向忠发虽大大咧咧，但这类话题他还是敏感的。他辩护似地说：“这个……少山，顾顺章这个人我还是知根知底的。现在蒋介石白色恐怖这么厉害，我们搞地下斗争总要有点掩护……搞点伪装。不过，顾顺章送特立去武汉，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

“中央交通局的情报说，特立、昌浩他俩都已平安抵达金家寨了，顾顺章在汉口就同他们分手了。”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他出事就糟了，知道的太多……”

“按理说不会，这条路线他跑过几次了，每个环节都是非常可靠的同志。”

人性难知，人心难测。追根溯源，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崛起，是从赴苏联学习“契卡”技术开始的。1926年9月，顾顺章与陈赓、陆留一行3人，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实际上是接受“契卡”技术的系统训练。顾顺章等人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接着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特工及情报技术等等。据说，顾顺章的一手出神入化的魔术技巧，也是在此期间学会的。天赋加刻苦，使顾顺章很快成为苏联“契卡”的一代高徒。半年后，顾顺章学成回国，立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致放心地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顾顺章负责了。这一年，顾顺章年仅23岁。不过，这是一个经常出现奇迹的年代。

从此，顾顺章不但开始掌管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大权，而且运用从苏联学到的现代特工技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创立中共早期的情报与秘密交通活动，不可否认，功劳也还是有的。随即，顾顺章参与组织并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先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部部长、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这两个职务，更使得他声名大噪，基本上确立了他在党内作为上海工人领袖之一的重要地位。1927年5月，顾顺章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军事部特务工作处处长，一度兼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大概就是顾顺章所说的“共产党中央常委”吧！中共六大以后，顾顺章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此外，顾顺章还兼任中央交通局长、中央特科负责人、特科行动科科长等要职，领导全党的保卫与情报交通等工作。特科“红队”成立后，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等叛徒，即由顾顺章亲自指挥，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极为震惊。在当时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中共中央机关能够在上海这样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安家并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杰出的中共领袖人物当推周恩来，但顾顺章作为具体负责安全、保卫、情报、交通等工作的领导人，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顾顺章是能干事的，但他干起事来又让领导十分担心……

（四）

江海关的大钟缓缓地敲了六下，整个汉口市都被浓浓的春雾笼罩着，但是停泊在江边码头的招商局的那艘“汉江”号客货轮已经升火待发了。

奇怪的是，“汉江”号是一艘稍有名气的客货轮，舱面历来装运客人，只有底舱是装货的。但今天，“汉江”号底舱货不多，上面舱面都统统空了出来。船长听上峰说：整条船只装着一个神秘的犯人，而且沿途各大码头都不准停靠，要万无一失地直驰南京下关码头。

东方刚刚露红，晨雾尚在江面飘动，几辆军用卡车呼啸而来。

从车上跳下了百十来个士兵，荷枪实弹，不一会儿便将整个码头封锁得严严实实。

又过了十来分钟，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夹在两辆载满宪兵的军用卡车中间驶入码头，一直开到船边才停下来。

汽车门打开了，蔡孟坚先跳了下来，他四下张望了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亲手拧开了后座的车门。叶明亮和周执中先后跳了下来，夹在他俩中间的是顾顺章。

一夜未眠。这也许是顾顺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了！不过12个小时，这以前他还是拥有10余万中共党员的中央领导人，而现在已沦为阶下囚！但是还好……他深深地生活在幻想之中，最少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是阶下囚了。他早就有心想投靠蒋介石“改换门庭”了。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就从1930年12月中旬开始吧，王明那个“救星”、“后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绕道欧洲来到上海。

米夫，原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出生于俄国赫尔松辛纳的一个小官僚家庭。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改名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十月革命胜利后参加红军，在察里津与叛军战斗。1919年春，由党组织推荐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翌年转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当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同时，他以研究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出名，经常被邀请到各学校作报告。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他出任副校长。1929年，他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负责指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

米夫此次到中国的重要使命是：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拉上台。他对瞿秋白早就恨之入骨了。因为，1929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的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东方副部长的职务，认为他人品不好。

米夫一到上海，先避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单独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研究改中央紧急会议为四中全会，拟订补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一面吹嘘王明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一面向中央施加压力，要中央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

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催促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为了加快把王明扶上台的速度，米夫又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与王明密切配合，对党中央上压下攻，干预指责，百般挑剔。

迫于米夫的压力，中央政治局经过两次讨论后，于12月23日又发出紧急通告（即第九十六号通告），承认立三路线一度统治着全党，而且对三中全会和这以后的中央也作了全盘的自我否定，从而导致中共中央在当时事实上已陷于瘫痪，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但是，米夫心里明白，把瞿秋白赶下台，问题不太大；而要把王明扶上台，就有个全党是否服气的问题。因为他十分清楚：王明还是个刚回国的留苏学生，他不仅没有做过实际工作，而且在党内同志的心目中形象并不好，要是提名让他一步登天，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人们很可能不会选举他，而且即便选上了，全党也可能不服。为此，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12月23日那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议由王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没有完全接受，决定由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省委书记，归国前暂由王明代理。

米夫对王明“代理”一职表示强烈不满，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施加压力。因为当时中共中央还处于地下活动，所有的活动经费都由苏联共产国际资助，苏联每月都拨给中共上海中央六万余元经费。最后，不得不屈服米夫的压力，正式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须知，中共江苏省委是当时党在全国白区省份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无论党员人数，还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统区都位居首位。

在王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以后，米夫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四中全会的召开，以便将王明直接推进中央政治局，进而达到控制全党的目的。

四中全会上，米夫大肆吹捧王明和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严厉指责瞿秋白、李立三，说他们是反对共产国际，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严厉批评罗章龙的分裂党的行为，温和地批评何孟雄，说他右倾。考虑到王明等人真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周恩来还是了解的，李立三犯错误时，周在苏联。所以米夫不得不半是挖苦，半是依赖地说：“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要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其实，是要周恩来支持王明的领导。

最后，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居然一步登天，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而且顺利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而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等三人被迫退出了政治局。

四中全会结束的翌日（即1月8日），罗章龙、何孟雄等十六位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因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另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赓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内线获悉，已有叛徒混入到何孟雄的组织内部。

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心里很着急，但王明还在让他写思想检讨，他只能命令陈赓尽快通知王明，要他们提高警惕，严防党的机关被敌人破坏；同时，请王明转告何孟雄，要何当心敌特和叛徒。

王明接到陈赓的通知后，幸灾乐祸地说：“国民党特务也许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孟雄等人中间去的吧！”

王明不让陈赓去告诉何孟雄等人提高警惕，反而说：“要中央特科的人去通告何孟雄等人，是很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王明遂布置省委和区委要提高警惕，防止牵连。

1月17日，由于叛徒唐虞（即王掘夫）告密，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的暗探趁林育南等人正在开会之际，化装成茶房先生走进房间，紧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巡捕一齐拥了进去，当场逮捕了全部与会的八位共产党人，拘押于老闸捕房。当天晚上，何孟雄在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被捕。

王明得知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主持江苏省委会议。当时，他表情异常冷淡，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是何孟雄等人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随即，王明宣布把正在狱中的何孟雄开除党籍，并派人转告狱中支部，不得接纳何孟雄的组织关系。

2月7日深夜11时，何孟雄等二十三位同志，被集体枪杀于警备司令部牢房西墙外的方塔大树下。

叛徒唐虞，也和王明一样，是留苏归来的学生，跟王明很熟，学了不少马列主义，却向蒋介石秘书写信自首。结果是中共那么多党员白白丢了生命。对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顾顺章说不上有多深感情，但毕竟是一起干革命，在一张饭桌上吃饭的人。顾顺章也对四中全会不满，对盛气凌人的王明不满，不要讲李立三，讲他顾顺章，就连向忠发、周恩来他王明也不放在眼里。王明排斥异己，什么卑劣的手段都使得出来。向忠发已向他透过风：王明已准备用赵蓉（康生）代替他管特科，让他到根据地去，到红色山沟沟里去“闹革命”，他就意识到王明已把手伸到他头上了，要整他、排斥他了。他顾顺章可不是何孟雄，可以随随便便任人摆布的！

说实在的，中共中央在上海滩的这点市面，还不是我顾顺章将脑袋拎在裤腰带上打出来的？上边有功劳，那是恩来的功劳。现在到好，恩来被王明逼得老写检讨，我却要被他排挤出上海滩，他到处安排他的人，他来“摘桃子”，这种人心狠，心也黑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想到几个月前他曾经想给蒋介石写一封密信，跟蒋介石商谈，把共产党“改编”过去……这封信写好后，正牢牢地锁在妻子张秀华的首饰箱里，好在张秀华也同意我和蒋总司令联手……，可是，他心里有些害怕，蒋介石会采用他的大计划吗？共产党会容许他那么做吗？难，难，难啊！做小人物受人欺负，做大人物很难啦！现在好了，我不干也不行了，事到这一步，只有好好地跟蒋介石去商谈了，去商谈他心中那个“大计划”。蒋介石肯定会接见我，也愿意谈的，因为我手头握着中央整个机关、江苏省委各机关、联络站等机密地址，心里藏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对了，还有那个赵蓉、陈赓、钱壮飞、聂荣臻、杨登瀛……这是非同小可的价码，这是“货真价实”的一个大党的机密！除了蒋介石，旁人休想再叫我开口！谈判，是要筹码的！好东西就要卖出好价钱，谈得好，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这块“心病”可以治逾，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应该是我，而非陈绍禹！他越想越兴奋，一夜都没合眼，即使合了，也只是打个盹罢了！

蔡孟坚似乎并不在意顾顺章在想什么，他也是把这个家伙作为筹码，送往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送给陈立夫、蒋介石。用得上顾顺章的思路：好货就要卖个好价钱，用他从国民党中央换来更大的信任，更多的名和利。他首先指挥那一排全副武装的宪兵上了船，然后抓紧时间又关照了叶明亮、周执中几句，这才对顾顺章说：“顾先生，请上船吧！”他对顾顺章还是那样彬彬有礼。

“噢……好！”顾顺章仿佛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顺从地夹在叶明亮和周执中两人中间，从舷梯登上了轮船。

蔡孟坚随后上船，船长迎上前来，大约昨天夜里“上峰”已给他作了交待，故他只是礼貌地和蔡握了握手，什么也没问，陪蔡走进了大菜间。

蔡孟坚在大菜间里简短地和船长交待了几句话，又在船上反复察看了一遍，这才放心地走到顾顺章面前，说：“顾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慢着！”顾顺章突然想起了什么，乖顺地问：“陈连生和董健吾扣住没有？”

“陈连生已抓捕起来了。只是那个董健吾，好像不在‘建国轮’上，顾先生会不会记错了？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在九江认真搜查了那条轮船，就是找不到那个姓董的。”

“我不会记错的。船票是我替他买的，陈连生当面交给他，不会有错。他是不是和别人换座了？或是你们去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只要你没记错，他是乘那条轮船，即使过了九江，也上不了上海滩十六铺码头。”

“陈连生那个人一直跟着我，只要你们告诉他，我归顺了贵党，去见蒋总司令，他也会听你话的，不要难为他，好吗？”

“那好吧！”蔡孟坚没有告诉他，陈连生已经背叛中共，正在交待他知道的中共“机密”。陈连生叛党，后来还导致陈赓被捕，这是后话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是上帝在安排！董健吾有幸逃过了这一劫。原来，就在他出发的头天晚上，他的朋友刘少岩夫妇以“建国轮”（顾顺章帮他订的是这艘客轮）设备简陋、速度慢为借口，奉劝他不如改乘日商株式会社的“洛阳轮”，而且刘家的佣人阿福也将乘“洛阳轮”去上海，沿途可以顺便照顾他，他答应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赶到江汉关码头，退了“建国轮”船票，随后又赶到了日商码头，与阿福会合，上了“洛阳轮”。两艘客轮起程的时间先后间隔了两小时。当晚11时，当他和阿福乘坐的“洛阳轮”抵达九江时，发现大批军警正在码头严密搜查先期抵达的“建国轮”上的旅客。当然，他当时并未意识到敌人原来是在搜捕他。由于“洛阳轮”并无乘客在九江下船，该轮便没靠岸，直发上海。

于是，27日下午，“洛阳轮”安全抵达上海NKK日商码头。董健吾安全地回了家。但随后他得知，敌人对稍后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建国轮”又进行了严密搜查，而且目的就是冲他而来的。他在虚惊之余，又不免暗自庆幸，幸亏听了刘少岩夫妇的劝告，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五）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夜晚，也是一个让人莫衷一是、十分难熬的夜晚！

钱壮飞真想好好地睡上一觉，他感到从没有个头胀、胸闷、憋曲和愤恨。但他睡不着，千头万绪，心烦意燥。一般人认为：英雄嘛，泰山压顶不弯腰，万事镇定无烦恼！真是那样，英雄就不是人，而是神了！比神还神！

钱壮飞仰天长叹，他不理解：像顾顺章那样凶悍狠毒的角色，怎么会一被捕就叛变，难道他真是一个外表冷酷而骨子里稀软的货色？！你掌握的机密太多了！你怎么可能被捕？又怎么能叛变？！你难道不知道，你真的叛变了，弄不好千百人都会人头落地，这是残酷的事实啊！钱壮飞想归钱壮飞想，不能代替顾顺章想。他还不知道：顾顺章见到蔡孟坚时，就曾想把他“交待”出去，但他打了“埋伏”，卖了“关子”，他只是交待蔡孟坚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发电报，以免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顾顺章之所以这样闪烁其词，而又不肯此时将钱壮飞的身份供认出来，显然是一种赌徒的“博彩”心理。在他认为，中央、周恩来能把钱壮飞安排到中统“特高课”里，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钱壮飞原本是自己手中的一件“奇货”，总要等到面见“蒋委员长”的时候，才可以贡献出来。下车伊始，便给蒋先生一个惊喜，立一个殊功。倘若过早泄露，岂不是让蔡孟坚从中拦截，争去这样一个天大的功劳么？！他顾顺章不傻！

顾顺章不傻，蔡孟坚也不傻！抓到中国共产党这样顶“尖”的人物，他能按耐住内心的狂喜？他能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恩曾、陈立夫等报功、邀功？！都不傻，那只能说是命运安排，上天要保佑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也保佑钱壮飞。数十年后，蔡孟坚对自己所犯的这个“历史性错误”几次在回忆录中，作一番含蓄的解释，认为顾顺章在武汉自首时“并未涉及我中央内有潜伏大间谍钱壮飞之事”。蔡孟坚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禁不住火冒三丈，大骂顾顺章在被捕以后，还要“打埋伏”，卖关子，不肯立即说有关钱壮飞的情况，以致天机泄露，不能以尽全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蔡孟坚这样做也是有他的道理，这就是他在发给徐恩曾的电报上均已注明“徐恩曾亲译”字样，也就是说电报用的是徐恩曾与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自然是万无一失的了，哪里想到钱壮飞竟将“徐恩曾亲译”的密码本也掌握了呢！蔡孟坚为之懊丧地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全部消灭。”

另一个使蔡孟坚始料不及的原因是，4月25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早早去上海娱乐放松去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巢穴“正元实业社”里，只剩下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仍在勤勤恳恳地替党国“效劳”。这样一来，武汉连续发来的几封特急电报，无一例外地落到了钱壮飞的手上。而且，正是有了这个周末，使得钱壮飞与中共中央能够争取到十分宝贵的整整一昼夜的应变时间……

人们常说：周恩来的命大，周恩来洪福齐天！他一生所处的环境，所遇的危险，大大超过毛泽东！但每次，他都能逢凶化吉！顾顺章叛变这一次，大约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凶残的一次……

钱壮飞此时，已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窗外仍是万家灯火。他想起了他离开湖州的那个万家灯火之夜，那是个黎明，他离开母亲，背井离乡……此刻，他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他又想到：每盏灯下兴许都有一个小小的幸福，或许是一万盏灯下，一万个故事，一千扇窗户里，有一千种心情！

他心存侥幸，认为顾顺章叛变，兴许是假的，假叛变。即使是真的，他也不会出卖周恩来，不会出卖他。周恩来是他的恩师、战友，他是他信任的部下、朋友，人怎么能出卖恩师、朋友呢？！他也不想离开南京，离开这样重要的工作岗位。真可是情报中心，“枪”指天下啊！他想起了周恩来曾亲自对他说：“你是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到敌人心脏里去干情报工作，去卧底呀！情报就是生命，有时候是很多人很多人的生命！”后来又说：“你的岗位对党来说太重要了，也来之不易啊。要谨慎、细心、克己、敬业，千万不能暴露身份啊！”是啊，只要自己一走，必将前功尽弃，中央怕再也难派人进入这种关键岗位，获取那么多重要情报了。他决定不走。至少，在尚未得知自己被出卖之前不走。做好“红色卧底”工作。这是党的需要，中共中央的需要，也是他此刻小小的心愿。

就这小小的心愿，很快也被粉碎了。报务员的脚步声又一次响起，第六封电报——无情的电报来了，译出来上面竟然写着：

切不让钧座以外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据点一网打尽的计划欲落空。

这分明是防他或针对他的。他已不是顾顺章的部属、朋友了，人怎么可以这样，转眼就把朋友当敌人？！被出卖了！因为黎明确实知道他呆在中统的核心里，而且每封电报都注明由徐恩曾亲译，说明加急电报本身就防止第三者知道。看来，不仅是电报，电报本身就透出一股冷气、杀气。顾顺章、蔡孟坚要带着消灭上海中共中央的极机密、极庞大计划迅猛而来。想到顾顺章的特殊身份和他们掌握的党中央机密（他几乎知道全部的中共中央办公机关地点和成员、中央各位领导的住址、江苏省委和上海各区区委的成员和地址、各个秘密联络点以及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成员），一股股寒气飕飕地在钱壮飞心口和身上乱窜，他有点不寒而栗了。他脑子飞速地转着，想着和蔼可亲的周恩来、聪明过人的陈赓、宽厚待人的聂荣臻，以及陈云、王明、康生、瞿秋白、向忠发等，还有李克农、李强等一大批隐蔽战线的同志和战友……

他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12点30分了，也就是说新的一天已经来到了。如果蔡孟坚和顾顺章坐飞机来的话，今天（即26日）上午怕就可以到南京了。即便押顾顺章坐货轮来，今天下午或明天（即27日）也可以到南京了。只要顾顺章和盘托出上海党中央方方面面的情报，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这帮人，反共、剿共、杀共是从不手软的，中共中央……一切都危险至极。也就是说，上海党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和各方人物的命运，竟蹊跷地掌握在刘杞夫和他的手中。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万一刘杞夫找不到李克农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天亮以后该怎么办？！

如果杞夫找不到中央核心人物，事情更糟。顾顺章叛变了，中央各个机关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及时地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转移、搬迁、消失。保护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了中共中央，没有周恩来和他那批战友，再重要的岗位又有什么用？更何况，自己已经暴露，只能孤注一掷，抢在顾顺章和国民党中央前面，找到党中央，找到克农、王庸或恩来他们……天亮之前，他终于下定决心，走！找党中央去！救首长和战友们去！……

天就要亮了，他知道就要离开自己战斗过的岗位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涌上心头。当他想到自己撤退之后，留在南京的眷属的处境的时候，便走到写字台前，提笔给徐恩曾写了一封信，大意谓：

徐先生：

    你我很好地相处了几年，感谢你从各方面给予的合作。今天我们只好分手了，行前还想和你说几句知心话：不要伤害我的亲友，否则，我将撰文公布你的一切内幕，其后果你是可以想见的。……

徐恩曾为了钱，什么都干：贩卖鸦片、倒卖枪支、造假钞、化公款为私有……每项都怕两陈知道，都怕揭露。这方面，钱壮飞是有证据、有把握的。

天亮了，钱壮飞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去了。

第五章  中共中央危在旦夕

他知道：昨天夜里武汉和南京都有人彻底未眠，有人为了抢救上海的党中央，有人为了摧毁上海的党中央。

（一）

4月26日（星期天）上午，武汉行营侦辑处副处长、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乘坐飞机从武汉先期飞抵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报告顾顺章自首叛变的重大情况。

蔡孟坚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已经在心中想好了：一俟到南京，即向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直接报告。他心理有种预感：徐恩曾此时肯定在睡大觉，他一定要抢先一步向陈立夫报告，这样做对自己只有好处。至于好处到底是什么，他未作细想，只是一想到这点，他的脸上显现出一种莫名兴奋的笑靥。

但是，这种02L—4型小侦察机机身太轻，他们飞到九江上空时，突遇翻滚的下旋气流，飞机可怕地颤抖摇摆起来，驾驶员说了一句：“他妈的，方向盘都打滑！”吓得蔡孟坚面色煞白，手心出汗。十几分钟的险情，50年后蔡孟坚回忆起来还认为：这次飞行中的险情是他“一生中仅此一遭”。使他有了不祥的预兆：“自己这一番使命”怕是“前景坎坷”或者说前景不大妙哉。

果然，他驱车赶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想见陈立夫时，才知道陈立夫到上海度周末去了。他心里有些失望，也有些茫然。好在他在中央党部侍从室见到了陈立夫的得力干将张道藩，知道他不论在蒋介石面前，还是在二陈面前，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谁都知道他既通“天”——直接可见蒋介石，又可通“党”——陈果夫陈立夫的家中常客。他虽出身于贵州省盘县的一个农家，却是南开大学的高才生，后考取了伦敦大学美术部，据传是伦敦大学招收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又被国民党统治集团视为“大才子”。由于他是直接接陈立夫的班，担任调查科前任科长，不光是徐恩曾、蔡孟坚，几乎国民党所有特工都对他敬重三分。

张道藩领着蔡孟坚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给蔡孟坚倒了一杯绿茶，亲切地问道：“你找立公（对陈立夫的尊称）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他去上海度周末，下午会回来的。”

蔡孟坚喝了一口热茶，迫不及待地说：“共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务头子顾顺章在汉口被我捕捉了。”

张道藩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连忙搁下刚刚端起的咖啡杯问：“谁？”

蔡孟坚回答：“就是那个化名叫黎明的顾顺章！”

“噢？确实是他？你有没有搞错？”张道藩似乎还有点不相信。

蔡孟坚肯定地讲：“不会错，他已经招供了。”

“那好，那太好了！让我把你们科长叫来，我们一起听你谈谈情况。”

张道藩仿佛被打了一支兴奋针，他很快给徐恩曾拨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却没人接。他脸上的笑容虽淡了点，却又拨了另外的电话，那边说：“科长去上海度周末了，尚没回来。”

张道藩脸上的笑意没有了，但却转脸问：“顾顺章呢？你把他带回南京了？”

听说徐恩曾也到上海度周末了，蔡孟坚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想到自己在武汉没日没夜地干，昨天晚上虽是周末，他却忙得两脚不能停，一连发了六封电报给徐恩曾，全白忙乎了，人家到上海去寻欢作乐了。

“带什么带？” 蔡孟坚语气有些尖刻了，说：“我们昨晚几乎没睡，方能捕捉到那个顾顺章。顾傲慢得很，一定要面见蒋总司令，说他有对付中共的大计划。我先拍了三四个电报给徐科长，请他亲译转立公，想请蒋总司令调艘军舰来押送他……后来何成浚主任想到直接从汉江调集一艘客货轮，把顾顺章尽快递押到南京，明天一早即可到南京。我是坐小飞机赶来的，差点没了命……”说到这里，蔡孟坚心潮不平地站起身来。

“坐下，坐下。” 张道藩声音柔和起来了，说：“估计他们下午都会回来，你别激动。看来，你办事很认真，人也精明，前途无量啊！”张道藩说着自己也在坐椅上坐下了。改换话题说：“那顾顺章招没招？”

“招了一点” 蔡孟坚回答：“他已经把共匪中央驻汉口的交通站以及共匪长江局的地址都供出来……”

“那共党中央机关的地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地址他说了没有？”

“没有，他说要面见蒋总司令以后再讲……”

“噢，是这样……” 张道藩又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突然，他又转过身来问：“这件事晓得的人越少越好！待一会儿你和我一块儿到果夫先生家里去一次，然后今晚就住在我家里。明天一早我和你一块儿到码头上去接顾顺章。顾顺章，顾顺章……谁晓得这家伙葫芦里卖的是些什么药？”

其实，陈立夫、徐恩曾星期天即26日下午都回到了南京，但他们都没有急着约见蔡孟坚，原因是：钱壮飞离开“正元实业社”时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很绝，正如后来史学家评论所言，钱壮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他在信的前一段写了感谢徐恩曾的“知遇之恩”，罗列了徐对他的种种信任和友谊，第二段就是“拜拜”之类的话，警告徐恩曾好汉做事好汉当，他是共产党员，儿女妻室是普通人。不要因为恨他而滥杀无辜或一一加以迫害……他知道徐恩曾是个有野心，一心想向上爬，所以十分顾全面子和影响，他暗示徐如果他做绝了，钱壮飞也会不客气，利用媒体或“关系”，将他太多的“丑事”抖落出来……

徐恩曾译好六封电报，看到钱壮飞的信，就知道大事不好。慌忙去找他的主子陈立夫。陈立夫从张道藩的口中已经知道蔡孟坚到了南京，顾顺章也将被递押到来。

据当时曾亲历其事的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说：“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数十小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突然失踪了，当时我们看得出，开始，徐表现很紧张……他来到调查科与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悄悄说上几句话，便匆匆忙忙地离去。在发觉钱壮飞失踪后，徐十分紧张，简直到了惊恐的程度。”本来，在徐恩曾的眼里，钱壮飞是个“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不怕辛劳，忠于职守，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是个循规蹈矩的干练青年”。何曾想到他竟是个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大间谍。这简直使徐对钱恨之入骨了。徐当即派出大批中统特务四出侦查缉拿，最终一无所获。

拔起萝卜带出泥，由“顾案”又牵出一个“钱案”，而“钱案”对徐恩曾的利害关系及重要性自然是无可言喻。如果说原先蔡孟坚刻意想把徐恩曾挤出“顾案”局外，徐恩曾也许还能默默忍受的话，那么现在在出现了“钱案”的情况下，徐恩曾无疑已经被逼上绝路，他必须作拼死一搏，坚决把“顾案”夺到自己手中。否则，如果蔡孟坚再从顾顺章那里将钱壮飞所知道的涉及到自己的全部秘密和盘向老蒋托出，从此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还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吗？所谓“困兽犹斗”，何况人耶？其实，从当时的处境来说，恐怕不但是徐恩曾作如是想，即便是身居高位的陈立夫，恐怕也是吴牛喘月，他不得不考虑一下，如果一下子将“钱案”的内幕全部抖落出来，会在蒋介石那里，以及国民党内部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这是在出中统组织的大丑啊！这就是陈立夫与徐恩曾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甚至不惜动用特务手段，立即将顾顺章严密控制起来，反将蔡孟坚挤出“顾案”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立夫当然是政治上的高手，他知道怎么对付蔡孟坚。当时徐恩曾在蔡孟坚的眼里是没多少份量的，所以陈立夫召见蔡孟坚时，蔡孟坚事后回忆这事只提了一句：“徐恩曾也在坐。”其实，这是陈立夫有意安排的。听完蔡孟坚的汇报后，陈立夫当场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顾案”经过，并说明顾顺章要求晋见，当面报告“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蒋在电话中当即谕示：“可让蔡孟坚偕顾顺章随时来见。”陈立夫放下电话，转脸便吩咐蔡孟坚：“顾顺章押到南京后，先送到徐恩曾的正元实业社看守起来。蒋总司令那边，我负责联络，再具体告诉你带顾去什么地方见蒋公。”

从陈立夫家里告辞出来蔡孟坚想到街上随便转转，看看几个现在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的朋友，不料张道藩立即跟了出来，一把将他拖回到自己家里。

难道我抓了顾顺章自己反倒被软禁起来了？他哭笑不得，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只听到张道藩在书房里打了半夜的电话，一直到更深人静才睡了几个钟头。天蒙蒙亮他就起身了，吃了那个法国女人苏珊做的点心，倒也可口。他整装完毕，准备和张道藩一块儿到码头上去接顾顺章。不料张却借口立公召见，他不去了，让他一个人去码头，接了顾顺章以后便将他送到正元实业社。

当蔡孟坚命令叶明亮、周执中从客货轮上押出顾顺章，又塞进一辆福特牌轿车后座，他上了司机身边的座位，开到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门口时，顾顺章突然觉得景物十分熟悉，心头一震，便本能的伸出手一把抓住了蔡孟坚的肩头。周执中反应敏捷，看到顾顺章反常的动作，慌忙擒住了顾的双手，蔡孟坚被抓痛了，转过身来，颇为不满地问：“顾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顾顺章问：“这是什么地方？”

“调查科的一个机关……”

“噢，正元实业社。”没等蔡孟坚说完，顾顺章便说了出来：“快，快下车，请蔡先生尽快将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扣起来。”

“那是为什么？” 蔡孟坚大惑不解。

“他是我派到调查科的特工！” 顾顺章回答：“如果钱壮飞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 蔡孟坚狠狠地瞪了顾顺章一眼，他突然想起4月25日夜晚接连发给徐恩曾的几份密电，心一沉，他没等汽车停稳，就推开车门跳下汽车，直奔徐恩曾办公室。门锁着，徐恩曾不在正元实业社。他跑到隔壁办公室，让里面的两个职员走出来，然后抓起电话：“快，接中央党部，对……我找立公……”

想不到接电话的竟是徐恩曾：“什么事啊，这么大惊小怪的……”

“是徐科长吗？” 蔡孟坚压低了声音：“我是蔡孟坚，顾顺章已带到。他要你立刻将你的钱秘书……对，钱壮飞给扣起来，对，对，你马上来？好……待会见。”

他跑到外面，将顾顺章带进了优待室，两人刚刚坐定，徐恩曾便匆匆地赶来了，他瞥了顾顺章一眼，轻轻地朝蔡孟坚招了招手。

蔡孟坚心中有数，急忙随徐走出了优待室。

徐恩曾问：“蔡先生，你说钱壮飞这是怎么一回事？”

蔡孟坚回答：“顾顺章交代，钱壮飞是他派遣潜伏在你身边的共党卧底！”

“这……”徐恩曾狠狠地跺了一下脚：“你怎么不早说呢！”

“顾顺章也只是刚刚告诉我。怎么？他跑了？”

“这……我尽快追查。”

“那……我4月25日的电文呢？”

“电文还在……不过……估计钱壮飞他已经看过了……你先进去，等一会我再找你。”蔡孟坚阴沉着脸走进了优待室，顾顺章立刻迎上前来：“钱壮飞抓起来了？”

“没有。不过南京城和沪宁沿线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跑不了！”

“唉！”顾顺章似乎很不相信地望了蔡孟坚一眼，跌坐在椅子上。

蔡孟坚怒气冲天：“你在汉口为什么不告诉我钱壮飞是你们共产党的间谍？”

“我不是告诉过你么？一切等见了蒋总司令以后再说……”

“你太狂妄了！”蔡孟坚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顾顺章的衣襟：“如果你早告诉我钱壮飞是潜伏在调查科的共党卧底，我……我就不会拍电报了……”

“怎么？你……你已经拍过电报了？”顾顺章跳了起来。

蔡孟坚松开手，抹了把自己头上的汗，坐到椅子上，没有回答。

“哎……这……这，唉，钱壮飞一定早已经把消息告诉周恩来了……唉……”顾顺章连声长叹。

两个人还想埋怨些什么，陈立夫来电了：让蔡孟坚带着顾顺章到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去晋见。徐恩曾通知蔡孟坚时，还加了一句：立公说道藩先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你们了……

妙，似乎就妙在张道藩的等候……

（二）

    作者查阅了一些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和部分同志写的钱壮飞事迹文章，一说是顾顺章是跟蔡孟坚坐飞机到南京的；二说是刘杞夫乘夜班火车到上海，没有找到李克农；三说是钱壮飞待徐恩曾从上海归来，陈立夫召见徐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后，才离开的。三件事均不实。蔡孟坚是乘一架02V—4型美式侦察机飞到南京的，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曾向美国国防部订购了17架02V—4型侦察机，机身小，速度快，又可超低空飞行。1930年，蒋介石就亲自坐这种飞机侦察过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兵力部署。但机身太小，除驾驶员外，机上只可坐一人。何成浚和蔡孟坚得知顾顺章有一身功夫，不敢也不可能让他单独陪驾驶员坐那种飞机，相反，为了赶时间，他们想早点到南京直接向陈立夫、蒋介石汇报，蔡孟坚自己乘这种美式侦察机直飞南京的。

刘杞夫到上海，已是清晨五点了，沪宁特快停靠在上海北站。那时，北站刚刚落成不久，显然成为中国最有气派的一个大火车站。但地点僻于北郊，没有解放后这般喧哗。刘杞夫走下火车后，本能地摸了摸内衣口袋，不用说，信好端端地揣在里边，他放下心来。在晨雾笼罩中，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喊了一句：“去虞洽卿路（现西藏路）东方旅馆。”

刘杞夫敲响了李克农的房门。李克农还在床上睡觉，听到紧急敲门声，心里还有几分警惕。开门见是刘杞夫，他吃惊不小：一因时光刚刚天明，刘杞夫就由南京匆匆赶到；二是今天非接头的日子，地下党的规定：不是接头的日子，一般不见面的。

果然，刘杞夫一见到李克农，急步进屋，他见李克农伸头到走廊看看，沉着地掩上门后，他便急急地小声说：“舅舅，我爸爸说出了大事情了，可能危害中央……”

李克农看了他一眼，劝他沉着气，慢慢说，然后推他坐到椅子上，自己坐到他对面的床上，说：“杞夫，你已平安到我这里了，就慢慢说，到底南京那里出了什么事？”

“不是南京，是汉口，不，很快就是南京了。”刘杞夫忙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厚厚的信，才清楚地说明：“我爸爸连夜让我把这封信送给您，说里边有五封电报译文，极关重要。”

李克农急忙拆开信，信写得很简单，但每个字都像一颗炸弹在他心里炸开：

据蔡孟坚电告，黎明（指顾顺章）25日在汉口被俘，已叛变。汉口派船押赴南京。情况十分火急。

潮

4.25

“这是真的？”李克农似乎有点不大相信，那是中共中央的领导、特工的总头目呀！

“爸爸这么急要我从南京赶到上海，我想不会有错。你看看那些电文……”

看完电文，李克农的眉头紧蹙起来，神态变得异常严峻，便仔细询问起钱壮飞在“正元实业社”的情况和昨晚事情的经过。

刘杞夫只能简略地说了一下，他说徐恩曾到上海来度周末了，他爸爸值班，开始对汉口几封加急电报没注意，等到注意方知出了大事了。他怕汉口方面还有新情况，便让我连夜出发，赶快把紧急电文送过来……

“那你是乘夜班车过来的，一夜未眠，我先找个地方让你休息一会。”李克农说。

“不，爸爸让我送完信后赶回南京，我得走了。”刘杞夫说。

“不行，你不能回去。”李克农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光洋，果断地对刘杞夫说：“你先到先施公司开一个房间，好好睡一觉，其他听我安排。”

“我只能回去呀，李叔叔。爸爸交待我信送到就回去，我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刘杞夫涨红了脸，又喃喃地说：“好在我、我、我不是你们党里的人，徐恩曾也从不知道……”

从不知道什么？刘杞夫没说下去，是不知道他为中共中央做事？当地下交通员？或是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但李克农知道，他这是只身返回狼窝虎穴中去呀！即便敌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但知道他是钱壮飞的女婿，这就够了。不过，李克农又想到，他不回去，钱椒椒怎么办呢？……李克农想到这里，把手中的光洋递给他，又在他年轻的脸颊上轻轻地拍了两下说：“那你就回去吧！自己要多加小心。你爸爸，你，都为我们共产党做了一件大事，立了大功，党是不会忘记的。”李克农说着，一团热辣辣的东西从心底涌了上来，他有点说不下去了。

“李叔叔，你快去通知党吧，别惦挂我。”刘杞夫朝李克农鞠了一躬，说：“我走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他打开房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送走了刘杞夫，李克农当然就想着如何尽快找到陈赓，再由陈赓通知党中央和周恩来，情况十分火急。但不巧的是，今天不是他和陈赓预定接头的日子，按照严格的白区秘密工作纪律，预定地点、预定时日，单线联络。按常规，他是没办法见到陈赓，也不可能把这紧急的情报送到党中央负责人手中。

怎么办？李克农真的有点心急火焚。几分钟后，冷汗也湿透了他的前心后背。他手心里也都是汗水，他不得不找块毛巾擦了擦手心的汗，一见这汗，他心里突然一动，他想到了另外一个人——江苏省委交通站的站长大汉同志(本名欧阳新,后成为潘汉年的助手)。听说他可以直接和陈赓联系，请他把这个紧急情报送给陈赓，陈赓又可以直接和周恩来联系，对，他知道大汉的住址……

当“汉江”号客货轮载着叛徒顾顺章顺江而下，直扑南京时，钱壮飞也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火车，直扑上海了。

火车疾驶着，星期六早班去上海的人不是很多，他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真的看到一条街道掠过去了，一个巷子掠过去了，好像少年时离开湖州。但火车比乌蓬船快，很快就进入了视野开阔的江南水乡了。早晨的空气有些凉意，风从窗户刮进来，带来江南田野清新的气息，仿佛空气里也含有露珠。他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心也安静多了！是啊，岁月无声，年龄渐长，他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

他知道：昨天夜里武汉和南京都有人彻底未眠。有人为了抢救上海的党中央，有人为了摧毁上海的党中央。如今，自己总算能快上一步，赶往上海，抢救中央！他虽然恨火车太慢，但也无奈，只得让自己安静下来。由于劳累，在火车的晃悠下，他睡着了。当他被火车拉响的汽笛惊醒时，火车已进入苏州站了。为了预防万一，当火车在真如站停靠时，他毅然地跳下了车，然后在东站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叫司机开到上海静安寺。

下得车来，已是礼拜天的中午了。他走进静安寺拐角的一家邮电局，拟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危速返。让邮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加急电报。钱潮是他在北京行医时的化名，只有胡底才晓得。他和胡底早有约定：这种明码电报是极紧急的情况下通知他迅速转移的警报。他看着邮务员将电报送进报务室，这才离开邮局，凭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几条线索，寻找起李克农来。李克农见到刘杞夫后，正在火烧屁股地寻找陈赓。钱壮飞见不到李克农，忙到浙江路112号清河坊地下党中央军委联络站，在联络站里，他找到了聂荣臻。

聂荣臻当时正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一见钱壮飞，聂荣臻大吃一惊：“你不在那……心脏里呆着，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钱壮飞苦笑了一下回答：“我也是病笃乱投医。”他望了望聂荣臻，神色渐渐地严肃了起来：“你能不能马上找到王庸，或者是伍豪，我有紧急情况要向他们报告……”

聂荣臻盯住钱壮飞问：“什么事？”

钱壮飞回答：“大事！顾顺章昨天晚上在汉口被捕，已经叛变了……”

钱壮飞一双手使劲地按着衣袋回答：“绝对可靠！”然后他掏出六封电报抄件，又简要地将昨晚何成浚、蔡孟坚从汉口发往南京徐恩曾亲译的六封加急电报的内容，一一告诉了聂荣臻。

聂荣臻皱紧了双眉听完钱壮飞的叙述，突然他冲上前去紧紧地拥抱着钱壮飞，激动地说：“老钱，你救了我们，救了恩来和中央，真的，你为党立了大功！”他松开自己的双臂，沉思了一下，又说：“通知伍豪的事就由我来处理吧。那个流氓痞叛党……我不感到奇怪！他爱钱，爱女人，爱乱干……恩来把我从广东调到特科，本想监督监督、最少也约束约束他……可那个狠毒的家伙，利用他是主头，专门排挤我，打击我。中央才让我到军委……不说了，我直接去找恩来，这可是十分火急的事……那你呢？”

钱壮飞把六封电报抄件递给聂荣臻，回答：“我想先回家去一趟，把母亲和妻子安顿一下。”

“不必了。”聂荣臻想了想回答：“你的目标太大了，你马上到新闸路民厚南里李宇超、刘淑琴家里去躲一段时间。李、刘夫妇是我们军委线上的人，顾不知道，那里安全，你家里和你本人，现在起都静候组织的安排吧。”他抓起笔，匆匆给李宇超写了一封信，然后潇洒地签上了一个法文名字，这是他和李宇超的约定，说明信的紧急和重要，最后又将李宇超夫妇的地址再跟钱壮飞说了一遍。

钱壮飞接过纸条藏进贴身口袋，他伸出手紧紧地握着聂荣臻的手说：“救党要紧，一切都拜托给你了。”

聂荣臻深情地望着他点了点头。

钱壮飞最后望了一眼聂荣臻，匆匆转身走了出去……

（三）

这天上午，陈赓到恒泰出租汽车公司上班。大约8点半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大汉同志的联络电话，暗示他有十万火急的东西必须转交给他。他立即开上一辆黑色的出租车，赶到碰头地点：外滩公园。

    就在两三年以前，这家建于1865年的公园的门前还悬有一块牌子，上面写有“Chinese and dogs not adimitted”(“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大汉假装搭乘出租车的，坐进了陈赓的出租车里。

    在车上，大汉将一个牛皮信函交给陈赓，说是李克农交给他，并要他紧急转交给陈赓，还有一封短函，是李克农写给陈赓的。

    陈赓将车开到西藏路的慕尔教堂，大汉下了车，假装信教徒走进了教堂。

陈赓将车倒到教堂西侧的僻静处，停好车，做出一副在等大汉做完“礼拜”上车的样子。然后，急忙展开李克农写给他的短函，只见上面写道：

“王庸：

      钱潮托小刘于今晨抵达上海，交给我六封密电译文全件，大意谓黎明24日于汉口自首。此件十万火急，盼速转达中央和恩来知悉，并应变。

                                                         李泽田于晨7时”

钱潮是钱壮飞的别名。黎明是顾顺章的代号。李泽田是李克农的原名。小刘则指刘杞夫。

“顾顺章叛变了！” 陈赓看毕李克农的短函，惊讶得几乎叫出声来。他警惕地望望四周，还好，四周寂寥无人，人们都上教堂做“礼拜”去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事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必须刻不容缓，尽快地向恩来同志报告。没有丝毫犹豫，他即刻发动车子，径自向在浙江路112号的中央军委秘密联络点驶去……

周恩来读完稿件，就显得震惊、激动。他迅疾地阅读完钱壮飞抄录的一叠密电译文。先摇了摇头，又似乎茫然若失。看了一眼陈赓，又看了一眼在屋内的陈养山，低垂双眼，痛苦万状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他，他怎么会也叛变了？！……”

周恩来是不吸烟的，他破例对陈养山说：“你给我根烟。” 陈养山递给他一支烟，又帮他点燃后，他抽了一口，就呛了几声，但还是连抽了几口，结果呛得咳嗽了好一阵子……

1927年初，周恩来奉中央之命到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与他联系的就是顾顺章。第五次工人武装起义成功，让北伐军顺利地占领了上海。蒋介石心里都有数，周恩来虽然实际上担任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但公开露面的却是顾顺章。顾还兼任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副总指挥。“四一二”政变时，周恩来被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列扣留在宝山路天主教堂，陪同他被扣留的就是顾顺章。他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1928年初，中共中央搬入上海，为了保护中央的安全，严惩叛徒，获取情报，中央成立了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下属中央特科。实际上，向忠发不太管事，周恩来在领导特委，顾顺章抓中央特科，两人真正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除了周恩来，顾顺章比任何中央领导人都熟悉和掌握着中央各种机构的机密和情报。周恩来一度十分欣赏他的精明能干，办事不讲情面，果断，且能身先士卒，危难时，冲锋在前。当然，周恩来也越来越多地知道他有野心、好女色……现在，他突然叛变了，带给中共中央将是一场大灾难、大破坏；如不及时果断地采取有力措施，那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周恩来声音稍显嘶哑地说：“是我太大意了，太大意了！我应该向政治局检讨……”接着，周恩来把话语一转，还要说什么，只见邓颖超匆匆赶来。

“小超，你找我有什么事？” 周恩来赶忙问道。

“噢，你们也在这里。” 邓颖超只是对陈赓和陈养山点了一下头。知道他们都是周恩来信任的人，就急急地说；“刚才聂荣臻找到我，说是你派往南京，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赶到上海，到处寻找李克农，结果找到他那儿去了，他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了！”

“这么说钱壮飞顺利地离开了敌人心脏，已赶到上海？”陈赓看了周恩来一眼，脸上有了一些喜色。

“我们已经晓得了。钱壮飞办事认真、细致，先让女婿来通知。现又亲自赶来……这是赶来救我们……” 周恩来转脸对陈赓说：“王庸同志、养山同志，你们知道顾顺章那个人是心狠手辣的，他一旦叛变，我们党、我们中央就处于极端危险、极端危急的境地。事件突然，群狼将会扑来，时间一分一秒都很珍贵。我们急需转移的领导和机关人员很多，急需办的事情也太多。我马上去见陈绍禹，你去通知中央特委和中央特科同志尽快赶到四马路‘福兴字庄’开会——不要忘了通知赵容（康生）、陈云、聂荣臻、李强同志。你们俩分一下工，时间定在中午12点吧？”

陈赓和陈养山略略商量了一下，转身就不见了身影。

周恩来对邓颖超说了一句话；“小超，看来我们又要搬家了。”就走出了军委秘密站点。邓颖超急忙喊了一句：“你路上小心点……”

“福兴字庄”是历史上有名的“革命管家”熊瑾玎和“老板娘”朱端绶开办的，两层街面商庄。开办情况就是这样的：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的第二年春天，为了能使中央政治局有个安全可靠的办公和开会场所，周恩来找到负责筹措和管理中央经费的会计熊瑾玎，要他寻找和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或楼层，供政治局作办公和联络点。

熊瑾玎经过四处奔波，终于选中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此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三开间门面，熊瑾玎租下楼上三个房间开出“福兴字庄”，底层仍由二房东周生赉开办“生黎医院”。这里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又有诊所为邻，所以便于掩护人员进出。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邓颖超装扮成阔少妇前来此处检查，她按约定暗号敲开门后，觉得十分满意，便对以布商身份“住机关”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鉴于如此重要的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周恩来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来做“老板娘”。邓颖超还在此建起党小组，并常去那儿与熊瑾玎、朱端绶一起过组织生活。熊瑾玎、朱端绶因志同道合，很快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

在熊瑾玎的指导下，朱端绶不仅搞好会议的机要文书，也学会了译电文、誊抄化学书信、送情报等。有一次，中共中央急需一笔巨款，熊瑾玎立刻行动，朱端绶随他乘黄包车接近银行时，她不太放心地说：“兑换这么多的钱，我真担心。”熊瑾玎笑道：“拉车的是自己同志，站在银行门口卖烟的也是自己同志，你不必担心”。由于熊瑾玎胆大心细，朱端绶配合默契，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熊瑾玎、朱端绶一边悉心照料 “福兴字庄”生意，一边暗中保护着政治局成员的安全。

周恩来从陈绍禹那里出来，只私会了一下陈云，他赶到“福兴字庄”时，赵容（康生）已经第一个等在那儿了。

赵容，本名张宗可，先后改名为张叔平、张耕、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县大台庄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进入中共控制的上海大学读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先后任上海沪东、闸北区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政治部长。他能说会道，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很受李立三的赏识。李立三将他从江苏省委政治部调到中央政治部任秘书长，这时的秘书长与国民党中央政治部的秘书长一样，执掌着很大的权力。到中央工作，为了更好的掩护自己，便改名赵容。至于康生则是他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才取的名字。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赵容看准了陈绍禹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党内“行情”看涨，立刻反戈一击，抛弃了他以前的恩人、老上司李立三，投靠陈绍禹，不久即被陈绍禹提拔为中央组织部长，跻身中共中央的领导层。陈绍禹指令他分管特科，他看不起顾顺章，常在陈绍禹面前告顾顺章的“阴状”；但又不得不在顾顺章的保护底下生存，离不开顾顺章。现在顾顺章叛变了，他虽然也在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但更多的感觉是兴奋，认为某种机会来了……

顾顺章叛变，对向忠发也是个打击，他紧接着赵容第二个走进了“福兴字庄”。接着罗福坦、罗登贤、聂荣臻、博古、陈赓、洪杨生、陈云、李强等人都陆续赶来了。陈绍禹（王明）没有来，有人说他被顾顺章叛变事件弄得心魂不定。周恩来似乎心里有数，谈到顾顺章叛变，他就看到陈绍禹眼里的恐惧，陈脸色发灰发白，开始骂人，骂顾顺章不成器，责怪周恩来用人不当，责怪向忠发总是护着顾，要周恩来心肠不要太软，非常时期该用些非常手段。他原本打算参加会议的，现在却临时让博古作为他的代表参加这次事关党的命运的会议。

周恩来见人到的差不多了，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说：“今天，中共特委召开一个紧急的扩大会议。大家都已经晓得，顾顺章叛变了，情况非常危急，中央必须尽快拿出决策，迅速采取应变措施……”

周恩来话音未落，博古当即就侃侃而谈，他的话和陈绍禹的话一脉相承。他说：“我看顾顺章的叛变是立三路线的恶果！像顾顺章这种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样子，根本就不配留在党内，更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但是你们却把这么重要的工作都交付给他，现在他叛变了，中共中央危在旦夕，这将给中国革命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件事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和追随者们要负责任……”他用眼角瞟了向忠发、周恩来一下，喝了一口水，还想继续说话，向忠发却按奈不住，发起火来。

“顾顺章这个人，他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 向忠发瞪了博古一眼,恶狠狠地讲：“他五卅运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都冲锋陷阵跑在前边，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再说顾顺章被捉了进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还不很清楚，你说说看，叫我负点什么责任？”

“现在不是追究谁负责任的时候!”周恩来非常焦急：“顾顺章叛变这是不容质疑的事情，钱壮飞舍命在救我们，他给我们争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迅速决定采取些什么措施。”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示陈云发言，一是组织观念，二是最重要的，他和陈绍禹商量过，决定把陈云从江苏省组织部（时任部长）抽调上来，代替顾顺章作为自己的助手，协助指挥这场生死搏斗。所以他从陈绍禹家里出来又去和陈云协商了一番，这才来开会。

“我看这几件事应该立即去办。”陈云根据协商的意见拟订了几条，说“第一中央所有机关，包括江苏省委机关都要迅速转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中央各部负责同志都得立即搬迁，他们的秘书立即调用新手。”

“对，下午回去准备，晚上都得搬”周恩来插话说：“不要忘了通知国际远东局的同志，还有瞿秋白同志，都得迅速搬家。”

“第二，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叛变后锁定目标的干部，特别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尽快撤离上海，或转移到安全地带，转移的地方越隐蔽越好。”

“第三，”陈云停顿了一下，略微思考后又说“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设施由上至下的改变，包括联络暗语。”

“第四，迅速组成一支精干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这个叛徒……”

“这件事交给陈养山、王竹友负责。”周恩来果断地说:“请聂荣臻从中央军委抽调几个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参与此事。”

陈养山和聂荣臻都表态：“对罪大恶极的叛徒格杀勿论。”

陈云继续讲道“要慎重而又果断的处理好顾顺章的亲属和他在上海所能利用的亲密关系，做到严密监控……”

陈云话语未停，赵容仿佛像喊出来一般：“全部杀掉，一个不留。中央都自身难保，谁去监控？”

“这……”向忠发嘴角微微一跳，禁不住看了赵容一眼，惊讶地露出口中的那颗金牙，说：“这太过分了吧！”

“我赞成。”博古说了一句“陈绍禹同志交待过，非常时期就该用些非常手段，否则我们损失就大了！”

“不要忘了彭湃的血的教训！”赵容阴冷着脸看了向忠发一眼。

周恩来迟疑了一下说：“这的确要慎重！”又问：“都有些什么人？”

向忠发扳着手指头说：“他的妻子张杏华，小姨子张爱宝，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都是坐机关的……”

“再有他的哥哥顾维桢，也是在机关里烧饭的”卢福坦显然对顾顺章的家庭也很熟悉：“嫂嫂吴韵兰是跑交通的；吴韵兰的弟弟吴克昌、吴克昌的老婆也都是跑交通的。”

“这样吧，晚上八点我到顾顺章家里跑一趟，协商出个办法吧，最少得先转移、隐蔽起来……”周恩来说：“赵容，你跟我一块去，特科以后由陈云和你多负责了。”

“好的。”赵容回答。

（四）

蔡孟坚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我与顾一同进入蒋的会客厅，发现此时在陈立夫手下任秘书的张道藩坐在距离一座的位置上，他向我打招呼，不必介绍顾与自己相识，我则将顾供出徐曾恩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中央最高间谍，查已在逃种种。”从蔡孟坚当时的口气判断，他是准备将这件轰天大案向蒋介石如实报告的。

张道藩装着似乎是刚刚听到一般，急问：“此话当真？”

“真的！”蔡孟坚肯定地答道：“徐科长已下令缉拿。不过，钱壮飞已看了我发给他的六封电报，估计已逃往上海向周恩来报告去了……”

张道藩没等蔡孟坚把话说完，连忙关照说：“呆会儿见了蒋总司令，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讲。”

“不能讲？”

“对，你年纪轻，前程远大，凡事要增加经验，主公对你那么厚望，你不要给他添大麻烦。”

“那好，我不说了。但这件事，主公那里……”

“我会把这件事报告主公的。”

这边刚刚打完预防针，那边蒋介石就穿着玄色长衫走进了会客室。蔡孟坚疾步上前，毕恭毕敬地向蒋介石敬了个军礼：“报告蒋总司令，蔡孟坚奉命来到。”

蒋介石紧紧地握住了蔡孟坚的手，摇了摇说：“孟坚，好！孟坚你干的不错！”说着，蒋介石向张道藩点头示意，然后转向垂手昂头的顾顺章，明知故问：“这位是——？”

“这位便是归顺了蒋总司令的中共负责人顾顺章，他来向总司令禀达愿望。”

顾顺章这才低下头，脸上堆着笑意走上前来，急忙伸出了双手——

顾顺章万万没想到的是蒋介石根本没有和他握手的意思，竟抬起双手交抱至胸前，有点居高临下地斜视着顾顺章，打量着顾顺章。弄得一直趾高气扬的顾顺章开始慌乱，开始不安，也尴尬十分。

“这个……顾总指挥，我们有几年没见面啦？”

顾顺章只能笨拙地放下双手，想了想才答道：“这，大概有……有三四年了吧？”

“不，正好是四年零一个月。”蒋介石开始松开抱胸的双手，右手下意识地摸起下巴来，据说这是蒋沉缅往事的一个习惯动作。是的，他想起四年零一个月前，他乘坐“楚谦”号军舰从九江途经南京抵达上海高昌庙码头，曾经和顾顺章见过一面。那时，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掌握着数百万工人队伍和三千余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周恩来坐镇东方图书馆，指挥全局；顾顺章就在高昌庙一带领导工人武装纠察队，担任总指挥。他们连军阀盘踞的北火车站都攻下了，气势夺人啊！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根据他的指令要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恩来、顾顺章不仅不服从，还一面鼓动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一面向武汉国民政府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武汉政府随即下令“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的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见〈〈蒋介石秘录〉〉第二卷），迫使他不得不面见顾顺章大人，并派人向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去了一块“共同奋斗”的横匾，才算把局面拖了下去。接着，他“联合”并煽动上海黑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假工人纠察队，去收缴了真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借口工人“内讧”，才把工人纠察队镇压下去……

想到这里，蒋介石摸下巴的手移到光光的脑门上，摸向头发稀少的头顶，表示他心里不高兴了。他说了几句：“你归顺中央……甚为欢欣，这个，中央会宽大你的。你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希望你多尊重蔡同志的话，这个……事事与他合作，籍庆戴罪图功的机会。”尚没等顾顺章说什么，蒋介石已转身对蔡孟坚说：“我现在马上要到南京军校去，这个……你将顾先生送回住所后，到我这儿来一下。”

蒋介石说完，转身正要出门，据说顾顺章急了，忙喊：“总司令，我有对付中共中央的大计划……”

蒋介石停了一下脚步，头也不回地问：“什么计划？”

“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共产党也为国民革命。只要国民党能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党，我可以让两党联合起来，这是其一；其二，我可以说服中共将军队全部编入国民党的军队，军队完全由蒋总司令指挥……”

蒋介石冷笑了一声：“你以为你投诚了我方，共产党、周恩来还会听你的……”说完，他拂袖而去。

顾顺章这才仿佛从一种梦境中清醒过来，是的，自己已经不是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色保卫局局长了，也不是向忠发、周恩来的战友了，而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阶下囚”，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投诚者”。他被蔡孟坚弄上车以后，才第一次感到心情沮丧，情绪低落，连声说：“唉，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你安排的太快了，叫我无法向蒋……我有点措手不及。”

蔡孟坚鄙夷地看了顾顺章一眼，心想：这一切早在意料之中啊！你还在做啥子梦呢？他也不客气地说：“蒋总司令讲了，你要戴罪图功，回去后好好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情况写出来，尽快，别让周恩来等人逃了。”

“我知道，我知道。”顾顺章老实多了，只是担心地说：“就怕徐科长抓不到钱壮飞。另外，告诉徐科长，我的事，也不能让上海杨登瀛知道。”

“杨登瀛？怎么又冒出一个杨登瀛？”

“就是你们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他也是我们的特工，我和周恩来安排进来的……钱壮飞逃了出去，或让杨登瀛知道了，周恩来怕是肯定抓不到了。再有我担心我的老婆孩子，怕也危险了。”

顾顺章身上的傲气彻底被打掉了，在回正元实业社的路上，顾顺章为了进一步讨好蔡孟坚，像老朋友似地对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后我得多多仰仗你。还有一件大事，我先对你说，也让你立立功。共产党的首脑恽代英就关在南京监狱里。他在上海被捕，化名王作霖，故意将自己的脸抓破了，所以身份一直没有暴露。我让人和老闸捕房的尤阿根打了招呼，只判了三年徒刑，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以后我又派人给了苏州最高法院的李法官一万块钱，李法官改了状子将他送到南京，马上就可以放出去了！蔡先生，我……我可是对你无话不说了。”

蔡孟坚和顾顺章坐车回到了正元实业社。两人刚下车，调查科的总干事、特务行动组组长顾建中就走向前，说是奉徐恩曾的命令，顾顺章就由他和行动组的人看管递押。

蔡孟坚也没多想什么，就急着返回黄埔路蒋介石官邸，以听垂询。想不到蒋介石没有回来，张道藩仍镇定地坐在那里，好像一二个钟头都没挪过窝。蔡孟坚脸上虽挂着笑，但心里暗暗吃惊：他不就是代立公监视我莫谈钱壮飞案嘛！“陈家党”的组织真是坚固，办事实是谨慎严密。看来，我蔡孟坚再有能耐，也不可能与“陈家党”相对抗。

张道藩反宾为主，给蔡孟坚沏了一杯绿茶，安顿他坐在沙发上后，客气地夸赞了几句：“孟坚，立公刚才来电话，你又为党国立了大功，可喜可贺！”

“哪里，哪里。”蔡孟坚连忙放下茶杯，谦逊地说：“这都是蒋总司令领导英明，立公指导有方。”

张道藩也挨着沙发坐了下来，面对面地问到：“那位姓顾的见了蒋总司令后，有什么反应。”

“他有些慌乱，有些清醒了……一句话，身上的傲气、锐气受挫，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环境。”

“是啊，一个人能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容易！年轻有为，但不能不识时务！” 张道藩似乎话里有话。

蔡孟坚心里一惊，愣愣地看了一会张道藩，仿佛像孩子似的问：“道藩先生意思是？……”

“不不不，我把话题扯远了。” 张道藩抱歉地笑了笑，但笑得不自然。

“噢，顾顺章在回中山东路的路上还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中央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也是共产党的特工，是他按排进来的共党间谍。”现在改是张道藩心里吃惊。蔡孟坚知道杨登瀛真名叫鲍君甫，曾和蔡本人一块儿受过特工训练。从杨本人口里得知：他和张道藩是生死与共的朋友。自从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自杀后，杨便在上海接了班。自那以后，张道藩到上海吃、喝、玩、乐都是由杨登瀛安排的。为了和缓气氛，蔡孟坚换了一种口气说；“顾顺章是这么对我说的。”

张道藩也不回避，镇定地说：“杨登瀛是立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是立公让我安排在上海的，这几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共产党的情报，使我们在上海捉到不少共产党人。顾顺章是不是恨他，疯狗乱咬人？”

蔡孟坚心里一愣：“这……”他满腹狐疑，且聪明地回答：“道藩先生，经你这么一提醒，我心里有数了。”

“有数就好。” 张道藩哈哈大笑，提醒说：“蒋总司令就要回来了，孟坚兄心里有数就好，总之，不要给立公添什么麻烦就好。”

不一会儿，蒋介石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接过侍卫官递过来的热毛巾，轻轻地擦了擦脸，又接过张道藩用他的专用杯沏上的绿茶，高兴地问蔡孟坚：“你是怎么抓到那个姓顾的中共头儿？”

蒋介石见蔡孟坚在他进门时立起身来还没坐下，便亲切地按了按他的肩头，示意他坐下。蔡对蒋并不畏惧，开口就说：“蒋总司令一心要剿灭共产党，我们做下属的，得为总座分忧。星期六那天南京不少人都清闲地在度周末，我和弟兄们却奋斗在第一线……”

蔡说到这里，隐约听见张道藩咳嗽了一声，忙改换话题：“那个姓顾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用化广奇的名字在汉口新世纪游乐场表演魔术，印着他照片的广告贴满大街小巷。蒋总司令知道我手下有几个共党投诚人物，有人就认出了他。顺藤摸瓜，我们手下特工和宪兵排围住了游艺场……”

蒋介石夸蔡孟坚做的好。又问：“现在顾顺章归顺了我们，你有些什么打算？”

蔡孟坚说：“本来姓顾的傲慢得很，总司令刚才挫了他的锐气，他老实多了！”

蒋介石讥讽地说：“他要和我谈什么两党合作的事，笑话！他已经是我们的‘阶下囚’了，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自首变节分子。我都说过，凡我党投诚共产党者，永不录用。中共历来仇视叛变者，他在共党那边还有什么影响力？”

其实，顾顺章哪里知道蒋介石原本出身于盐商之家，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鬼混多年，对商人的那一套“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本领，不但是洞察入微，驾轻就熟，而且可以是修炼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了。一个被中共唾弃的叛徒，竟想在他面前待价而沽，又岂是他的对手。在蒋看来：你顾顺章从中共带过来的核心机密，虽然都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但说到底，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我“蒋家店”才敢收购，也只有我“蒋家店”才会收购。再说，你已成了我的“俘虏”，你顾顺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吐，还有什么价钱好讲。”

张道藩在旁边插话说：“我看主要还是利用他掌握的中共高层机密，尽快采取行动，将共党中央一举摧毁。”

蔡孟坚看蒋介石点了点头，他也受到鼓励，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统统端了出来：“我想，首先让顾顺章将他所掌握的机密情况，主要是共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构和所有领导人的住址尽快写出来；其次立即通知上海方面，与英法等租界当局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合作，然后按照顾顺章的指供将共产党的首脑和他们的机关统统一网打尽。”

“对，对。”蒋介石颇为赏识地望了望蔡孟坚，侧过身去对张道藩讲：“我看这件事不能单靠上海的那些人，你和立夫商量一下，从调查科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去，务必要将共产党的 首脑一网打尽，尤其不能放走了那个周恩来。”

接着，蔡孟坚又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说：“刚才在汽车上顾顺章交代：共党有名头目恽代英早已被我们抓住，他化名王作霖。共产党化钱收买了我们的法官，现已关在南京监狱，很快就会释放……”蒋介石急了，立即打电话给军法司长王震南，作了具体部署。最后，蒋介石又嘱咐蔡亲自带顾去上海，好好运用顾再破几个大案再建立新的殊荣。这两次面蒋，蔡孟坚倒是没有敢在蒋介石面前将“钱案”抖落出来。但是，据蔡自己说，他倒“不是完全听张道藩的阻吓未向蒋介石实报，完全凭个人对陈立夫先生平常的慈祥风范，更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可能他本人不慎连发六封密电也有责任，故其实亦未敢向蒋介石透露。”这在蔡孟坚认为，他也是看在陈立夫的面子上，卖了一个天大的人情给徐恩曾。

然而，就在蔡孟坚第二次晋见蒋介石期间，徐恩曾采取了第三个断然措施，派人将顾顺章从中山东路的秘密点带走，禀承陈立夫的旨意，且不准让蔡孟坚知道关押地点。等到蔡孟坚兴致勃勃地从蒋介石那里拿着“尚方宝剑”，再次回到中山东路秘密点时，已经不见了顾顺章的踪影。

这就等于明火执仗的“大劫案”了，蔡孟坚对此大为光火，多少年以后，蔡孟坚仍然怒气冲天的地撰文痛斥：“这是徐恩曾在个人恐惶中自惭形秽，不顾情理，将顾与我永远隔离。彼时我判断徐怕顾在我的掌握下必能利用顾立大功，能受到蒋介石的嘉励。”蔡孟坚认为：是自己亲手捕获了顾顺章，蒋介石亲口嘱咐自己“对顾好好运用”，又当着张道藩的面，指示顾顺章“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现在徐恩曾“竟不遵蒋介石指示，与我拼搏，将顾带走，与我永远隔离”，不但毫无道理，也公然违背了蒋令。蔡越想越气，当即去找张道藩，希望能以见证人的身份对这件事给个公道的说法。岂知张道藩却对他说：“蒋公虽让你好好运用顾，指挥顾再行立功。你应考虑：京沪地区是大城市，上海又是法租界、公共租界，你人生地不熟，又不是你管的辖区，你调动不了一兵一卒。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南京，协助徐恩曾利用顾展开工作，怕有多种困难；二是武汉是共匪活动中心地区之一，顾也交代了一些汉口共匪机关，你不如回武汉，再建奇功。”

张道藩见蔡孟坚脸尚有愠怒之色，便接着开导说：“你虽二十三四岁，但却懂得了人生许多阅历，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立场。”

蔡孟坚是个绝顶聪明的特务头子，虽然有点年轻气盛，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还是懂的，看看今天的情形不对，马上改口说：“虽有蒋公之命，我无意独揽顾案，徐不通知我，将我与顾隔离，这是他本人犯了重大错误，他愿自行掌握顾顺章，以免顾顺章再供出更多是非罪过，我可以理解。我以同情心与同志爱的情绪，绝不愿再介入运用顾做些什么立功的行动，我决定即日返回武汉，请他们原谅，恕不再辞别。” 张道藩见蔡孟坚终于知难而退，当即表示称许：“甚好，甚好！临行前可去见见立公。”

（五）

当晚，陈立夫把徐恩曾、张冲（字淮南，调查科副科长）、顾建中一块叫到家中，请张道藩把蒋介石两次会见蔡孟坚的情况作了精神传达，他狠狠地批评了徐恩曾用人不慎，要他反思，然后巧妙地问：“蔡孟坚那边怎么样？他是想跟到上海？还是同意返回武汉？“

张道藩看了徐恩曾一眼，巧妙地说：“此人懂得人生的利害得失，同意返回武汉。不过，他对我们强行把他与顾顺章隔开，心存不满。”

陈立夫一边沉思着，一边用五指扣击着桌面。良久，他才对张冲说：“淮南，你晚上再去开导开导他。上海他不熟，去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好的。”张冲答道。

“本来也是，人家抓住了那个姓顾的共党头目，供出了我们身边竟窝藏了中共间谍……”陈立夫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徐恩曾，徐恩曾满脸通红，像犯了错误的孩子可怜兮兮地看着陈立夫，陈立夫这才一摆手说：“算了，算了，钱壮飞亦好，杨登瀛亦好，这是很深刻的教训。现在总算过去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最要紧的是今后用人要谨慎，要慎之又慎……”

“我给主公添了麻烦，多亏道藩兄从中周旋……”徐恩曾心有余悸地说：“否则让蒋公知道了……”

陈立夫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张道藩的肩膀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道藩办事一直很周密。可均（徐恩曾字号），这一次‘上海之战’，你一定得去亲自指挥。淮南、建中（顾建中）协助，就依靠顾顺章提供的情况，按图索骥，第一是匪共中央，特别是能抓到周恩来则立大功；万一抓不到，抓住向忠发、瞿秋白，还有什么陈绍禹、陈赓……共党中央那么大摊子，即使钱壮飞报了信，他们也顾东顾不了西，船大难调头。第二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江苏省委。关键在于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下手一定要狠，多派些人马……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徐恩曾答道：“明天一早就走……”

“明天？”陈立夫转头盯视着徐恩曾，“从25日晚上算起，已经三天三夜72小时过去了……不，你们连夜动身，明天天一亮就在上海全面铺开，搞它个措手不及！可均，这是你和你调查科人员好好表现的时候，赶快去部署动手吧！”

徐恩曾显然不敢怠慢，根据顾顺章不敢亲自去上海，而请求中统先行去上海把他的夫人和家眷张杏华、顾维桢、吴韵兰等救出来，由他们在上海指认、领认。因为他们都认识中共领导人，知道各种机密。有几个还是中央交通局的，中央交通局基本上是周恩来亲自掌握，有些情况亲属比顾还熟悉。所以徐派顾建中先领着七八个特工，坐专车直达上海，找到顾的这些亲属后，黎明前赶到上海北火车站会合。以便捕捉中共中央领导人，摧毁中央机关……不想，徐恩曾黎明前赶到上海北火车站时，顾建中却报告他说：顾顺章夫人、哥哥、嫂嫂、岳母、岳父、小姨子全部失踪，一个也找不到。徐恩曾很失望，骂了几句，“周恩来实在厉害。他妈的！真想让我什么都抓不牢？！”他只得命令各路人马，按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和陈立夫规定的两大目标立即开始行动。

在整个顾案开头，徐恩曾尚且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最高当局”蒋介石那里，自然可以看出当时的“蒋委员长”对徐恩曾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神通法术，甚至对他这个人本身，大概都还不甚了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在处置接见顾顺章时，蒋介石压根就没有想到或提到徐恩曾三个字，蒋总司令记得的就只有蔡孟坚这么个人。其时，陈立夫听完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当场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顾案”经过，并说明顾顺章要求晋谒，当面报告“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蒋在电话中当即谕示：“可让蔡孟坚偕顾随时来见。”无疑，蒋介石是将“顾案”的“光荣”归之于蔡孟坚的。徐恩曾如想借“顾案”辉煌起来，他不好好“奋斗”还真不行哩！

第六章  暗潮汹涌

一些故事正在结束，一些故事正在开始。

（一）

周恩来对钱壮飞本人及他的家庭非常关心，在挽救党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的同时，他还专门询问了钱壮飞和他亲属的安排情况。听说聂荣臻将钱壮飞安排在民厚里刘淑琴家里，他才放心了。又指示：“请李克农通知钱壮飞的爱人，带上孩子也隐蔽好。”

事实也是，为绝后患，徐恩曾内心深处就藏着一个目标，那就是他既忌恨又轻易奈何不得的钱壮飞。他在大搜捕的当天，先接走了王书青，然后便让一车的警宪，包围了钱壮飞的家：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4号。

这时，钱家就剩下钱壮飞的老母。他们欺骗老人家说：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了。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钱壮飞已回到上海，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他们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又拿老人家没有办法，只好屋里屋外、天上地上到处搜寻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最终只得悻悻地离去了。

钱壮飞和李克农他们，怎么会把范氏留在甘司东路呢？道理很简单：事发时，或者说徐恩曾这次周末差不多就在钱壮飞家里过的。因为他当时的姘头，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王书青就住在甘司东路新兴顺里4号。

钱壮飞有两位爱人，一位是“父母之令”的徐双英，一位是自由恋爱的张振华。张振华当时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就和母亲范氏一起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4号。她是安徽桐城人，与钱壮飞是北京医专的同学，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她原在北京天坛传染病医院工作，后随钱壮飞一起转移到上海。

28号黎明，李克农悄悄来到张振华的住地。这时弄堂里一片寂静，知道徐的王书青住在楼上，不能惊动她，所以他不敢公然敲门，但时不我待，他怕天亮了，被巡逻的巡捕看见，麻烦更大。无奈之下，他想了一个聪明办法，提了一桶水，走到张振华卧室的窗外，拧开一个户外公用水龙头。

张振华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感到很奇怪。她立即起床，打开窗户，探出头来，一看竟是李克农，马上悟出事出有因，立即开了门。

进门后，李克农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张振华，并要她不要惊动王书青，给了她一个地址，让她转移到一家旅馆去。

“那我婆婆呢？婆婆怎么办？”张振华为钱壮飞着想，婆婆是钱壮飞的妈妈。

“我和壮飞商量过了，徐恩曾不会对老人家怎么样。现在他和王书青都住在上边，你如果惊动了王书青，怕麻烦无穷……”

张振华想想也对，就悄悄把不能带走的东西烧的烧，留下的留下，带上需要的物品，悄然离开了家。

对于徐双英的转移，是钱壮飞趁着黑夜自己去的。据钱壮飞小儿了钱一平后来回忆，知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正如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的：“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

钱壮飞见聂荣臻、李克农他们忙得像车轮转似的，就请求说：“徐双英很少有人认识，她有个亲戚在上海郊区，我去通知她，让她带上一平去投奔亲戚吧！”

李克农想想当晚徐恩曾他们还来不及扑过来，夜晚又不大能看清人，就让钱壮飞伪装一下，去民厚南里不远的徐双英处，也好让他们夫妻临别见一次面。

徐双英住的地方有点杂乱，有点僻静。王书青搬来上海后，他再三考虑，将徐双英搬离了新兴顺里4号，另租一处。他心里有些愧疚，觉得有点对不起徐双英，按南方的规矩说“他先娶了她，不管是“父母之令”还是媒妁之言，她都是大房，正房，可钱壮飞对她感情不深，他俩已有半年没圆房了。他来看她，往往也是为了看钱一平，他七岁的小儿子。是的，他有负于她，对不起她，这也是他在“危险时刻”还想来会会的道理。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吧？他看到徐双英房间还亮着灯，难道她还没有睡？他透过院子里窗帘的缝隙，看到徐双英在呆看着什么。仔细看过去，她正呆看着挂在墙上他的照片，手指在玻璃框上轻轻划过，泪水滚落。她在思念他，她爱着他……钱壮飞鼻子有些发酸，嗓子眼突然被一阵热辣辣的东西噎住了，他双眼也湿了——小城镇的女人心眼实在，他被感动了。

“双英。”钱壮飞声音有些嘶哑。

徐双英抬头四处望望，又摇了摇头，她以为又是自己的错觉，不，幻觉。再过一个多小时，城市就要戒严了，这么晚了，他呆在南京好好好的，怎么会来看她？

钱壮飞用手指轻扣窗户，双喊了一声。徐双英刷地拉开窗帘，果然是丈夫站在窗外，显得疲倦憔悴，瘦长的脸上，似乎也有泪花闪烁。

进了房间，徐双英便扑进了钱壮飞宽阔的怀里，钱壮飞一边拍着她的后背，一边对她说：“我们组织出大事了！”

他把大事的经过跟她简要地说了一下。“那么，你很快就要走了？……”她问。

“是的，你和一平也得换个地方。”钱壮飞禁不住看了一眼睡得正香的小儿子。

“我带着一平和你一起走！”女人真诚地说：“我一直在等你，想跟你在一起，到天涯海角都可以，只要跟你在一起……”徐双英泪光闪动，紧紧地抱住钱壮飞。

“那不行！我已彻底暴露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只有去瑞金，去革命根据地。直接刀对刀，枪对枪地打国民党，带着你和一平是不行的！”

“那我等你……”徐双英已将泪水吻贴在钱壮飞脸上了，钱壮飞也把妻子抱得很紧很紧……

钱一平在被窝中惊醒，已被钱壮飞抱在怀里了。“七岁了，抱在怀里是一团暖呼呼的肉啊！”钱壮飞一边亲着儿子说，一边催徐双英快给儿子穿衣服。

“爸爸，你是来接我和妈妈的吗？”钱一平把小脸贴在钱壮飞的脸上说。

钱壮飞一边享受着儿子的温暖，一边呼吸着儿子醉人的鼻息，说：“对不起，爸爸不是来接你，而是要送你和妈妈去乡下……”

“去乡下？”钱一平天真地说：“你不想我和妈妈吗？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

钱壮飞喜爱地，却为难地看着他，他那么小，该怎么给他解释呢？

还是徐双英果断地把钱一平从钱壮飞怀里夺过来，放在床上，一边快速给他穿衣服，一边说：“别多问，你爸爸组织里出大事了，快，我们要先搬到一家小旅馆去，然后跟妈妈下乡……”

“爸爸不去吗？你不是很想爸爸，我也想……”

两个大人一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二）

徐恩曾亲自带着特工人员和大批军警，一心想抓到周恩来。为什么？蔡孟坚在武汉抓住了顾顺章，蒋介石连连接见，连说：“甚好，甚好！”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顾顺章带出了他手下的“钱壮飞案”，差点让他丢掉特工头子的“乌纱帽”，他不抓住周恩来，岂能压住蔡孟坚，以报那羞辱之仇？！他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连续搜查了周恩来常去的六七个地方，几乎都晚了一步。特别是他和一帮军警特工直扑周恩来住处：由于周恩来沉着冷静，昼夜安排，指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特委和特科，顾顺章知道的几十处机关和一大批党的骨干有条不紊的撤退、转移、搬迁……那是真正用的上“日理万机”。他自己搬出住处时，天已经麻麻亮了，他让特科两名同志去护送邓颖超先走，自己和另外三名同志最后离开。当时，他身穿上海时尚的长袍马褂、满嘴蓄了（抑或是化妆）半尺长的胡须，装扮成一名富商，刚离开家门，走到对面的街廊，就看到街巷两头冲出来好多军警和特工人员，周恩来走在三名同志中间，混在人群中匆匆拐入另外一条街，沉着地走了。徐恩曾手下的一名特工曾注意到这位商人，他后来对调查科副科长张淮南说：“那位商人虽气质不凡，穿戴讲究，但长袍一侧有些灰尘成条状，好像在什么地方搬家具给粘上的。“张淮南把他带到顾顺章那里，让他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人的容貌，顾顺章连连跺脚说：”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懂化妆术。”可是，特工们都不认识他。陈立夫闻听此事后，面色骤变，他斥问徐恩曾：“活捉周恩来只差十分钟，你们是吃干饭的，为什么不把顾顺章押去？”

徐恩曾也恨恨地说：“这个阿屎卵，他怕死！周恩来抓不到，他不敢去上海！他说周恩来脑瓜灵得很，他去准没命。”

“那么你们另外带两个认识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的共党分子或者不是有几个跟着顾顺章过来的人，总有人认识那个周恩来的，派他们去，派他们去上海，争取抓到周恩来，即使抓不到，什么向忠发、陈绍禹、陈赓都行。”

再审顾顺章，顾顺章向徐恩曾提供了不少间谍经验，特别是如何发现蛛丝马迹、如何跟踪、指认、卧底……总之，用共产国际的特工经验来对付共产党。徐恩曾真是个书生，不懂多少特工工作，顾顺章等于手把手的在教他，最后，顾顺章说到陈连生这个人，一直跟着他在中央工作，认识周恩来、陈绍禹、陈赓、陈云和赵容等中央领导人，请武汉蔡孟坚尽快把他递押过来，让他去上海派上大用场。

蔡孟坚既然不想插手上海的事，就很快把陈连生押送过来了。由于陈连生早已背叛，加上顾顺章的推荐，他便跟着张淮南很快来到上海。据说事情也巧，陈连生真的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又名伍豪——

顾顺章叛变以前，跟顾顺章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除了周恩来就数陈赓了。早在1926年9月，中央曾派遣他俩一道由上海乘船赴海参崴，在苏联远东地区培训了三个多月，学习苏联保卫工作（当时称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经验和领导群众武装暴动工作经验。其实，按军事基础和灵活性，陈赓要胜于顾顺章，顾顺章胆大，但喜蛮干。陈赓比他“点子”多，且灵活稳重。1927年2月回国后，陈便在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参与和组建中央特科，在长达三年的岁月里，双方的工作关系，亲朋好友都互相认识。不用说，陈赓认识顾顺章的“心腹”陈连生，陈连生非常熟悉陈赓，同时也认识周恩来。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央特委和特科积累的三四年工作经验，只能全部废止。中央领导机关活动被迫缩小，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都很少进行，采取分头负责的方法。有事，利用夜色悄悄碰面，基本上是单线联络。

作为中央军事部长，中央特委负责人的周恩来仍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中共中央保卫工作和中央苏区工作。虽然白色恐怖严重，环境恶劣，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调查局用三十万大洋悬赏抓捕周恩来。他仍然是中共中央的灵魂，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央特科的发展。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在上海运转一天，负责特殊使命的中央特科就必须生存和发展一天，否则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领导核心将难有立锥之地。1931年5月，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并正式重建了中央特科，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央委员陈云，原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赵容（康生），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三人分别担任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陈云担任总务科科长、负责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潘汉年兼任情报科科长，负责收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工作。赵容兼任行动科科长，直接指挥“红队”，执行保卫、暗杀和警报工作。

王明偕夫人孟庆树移民潜藏到市区一家尼姑庵里，足不出庵。心情郁闷时他曾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诗，诗曰：警犬见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单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陈赓呢？由陈养山出面安排，大胆地安排在上海跑马厅旁边，原华安保险公司大楼的后边租房暂住。在这里租房的都是做生意的，敌人一般不太注意，很少有军警特工来干扰；而且出入交通都很方便，一旦有情况前后门都可以走开。非常时期陈赓白天睡觉，夜晚出来活动；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和协助周恩来工作。

传奇发生在钱壮飞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前几天。周恩来决定见一见这位传奇人物，是他机智地保护了党中央；因为中央交通线是周恩来亲自掌控，顾顺章也知之甚少。这给转移的领导同志和重要人物留下一条“红色航线”。钱壮飞是徐恩曾和军警特工寻找中共的重点人物，陈赓将他安排在中央交通员刘叔琴家里，他几乎足不出户，隐蔽了一个多月，准备让他先撤离。约会地点，周恩来和陈赓商定结果，定在保险系数较大的公共租界内，犹太人沙逊新建的都城饭店。都城饭店以其典型的半圆凹塔型建筑造型，在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中独领风骚，进出的都是达官贵人，商界大亨。上次陈绍禹有紧急事务，派博古来约见周恩来，就是在都城饭店见的面。这次会见钱壮飞，按理说也是平安无事的。夜晚八点，陈赓从中央交通站下属的一个租车行里，开了一辆出租车，将周恩来送到都城饭店正门外二三百米远的地方，停下车后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见一切都平静如常，便对坐在车后的周恩来示意了一下眼色，然后下车开门。

周恩来其实是很善于并精通化妆术的。顾顺章没有叛变前，周恩来化了妆去见他，两人面对面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顾顺章都没有认出他来。他现在很少出门，出门只得化妆。他今天不光是胡须飘飘，而且头戴浅灰色礼帽，身穿烟色彩缎长衫，鼻架宽边眼镜，脚着铮亮皮鞋，一派富商模样。下了出租车后，手执文明拐杖，悠悠然顺街向都城饭店走去。一边是外滩，一边是霞飞路，租界戒严前，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他这位富商，因为进出都城饭店的富商很多。陈赓又坐进车内，正想把出租车开走时，突然从霞飞路那边方向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人——这两个人他刚才没发现，周恩来也没发现，他们仿佛从天而降似的。矮个人戴副黑色眼镜，但眼镜后边的眼睛却机灵的闪烁着，高个子似乎很面熟，在上海这个不夜城里，面孔越来越清晰：他脸色严肃，双眼乱睃，似乎在街上寻找什么人——陡地，陈赓心里一紧，又一惊，手心一下子就捏出汗来：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这高个子就是顾顺章的“心腹”陈连生。不用说，周恩来离都城饭店还剩一百米时，引起了这两个家伙的注意。陈连生拉住矮个子的手（后来才知道，那个矮个子就是国民党调查科副科长张淮南，又名张冲），用嘴朝周恩来的背影呶了呶，又说了句什么，两个人开始跟了上去。陈赓心想：坏了，难道陈连生认出了周恩来？或者仅仅是怀疑？！不管怎么说，他们盯上了周恩来。周恩来很是机灵，他似乎感到身后有情况，在离都城饭店大约还有50米处。装着搽拭眼镜，从鼻梁上取下那宽边的淡黑色眼镜，取擦边往后照了照，发现有两个人在跟踪他。他大约很相信自己的化妆术，或者他性格中那些沉稳的部分在起作用，戴上眼镜后，他故意转过身来，一是亮相，二是想看看跟踪他的是什么人。这转身回头之机，他当然认出来那高个子的就是陈连生，至于那矮个子，他命中注定还要打交道的人，此刻他还不认识他。周恩来的沉着亮相，使跟踪他的两名特务有些犹豫起来。兴许陈连生已认不出周恩来了，兴许周恩来无形之中有一种威慑力量……反正，一高一矮两个人站在原地叽咕什么。

周恩来就是周恩来，上海人传奇地说他明知身后有特务、有叛徒，而且即使一时没认出他来，也对他产生了怀疑。他应该钻进附近的小巷，或者加快步伐向都城饭店跑去。但他不，他还是拄着文明杖，步稳沉着地向半圆型的都城饭店大门走去，朝大门的台阶走去——说时迟，那时快，周恩来正要踏上都城饭店的台阶时，高个子陈连生突然疾步跑了上去，距离周恩来二十米不到时，便把手从裤袋里掏了出来，他手上出现了一支左轮手枪。不用说，他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周恩来的后背，只听他冷冷地、但却声音清楚地喊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全身似乎颤栗了一下，但这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几个念头便在脑中闪过，看来，他们还只是怀疑？！要不，早就冲上来捕抓我了？或者开枪了！我不能回头，也决不能答应，否则就露出真相了！

周恩来用坚强的意志控制住自己的任何惊慌和失措，硬着头皮踏上大门的台阶，一步，两步……

“伍豪同志！……”陈连生又喊出了周恩来的另外一个名字，说明他不死心。不过，他的枪口悄悄低了点儿。

周恩来沉着地登上最后两级台阶，就要用手推动那扇转动的玻璃门时，他听到后边有一连串的声音，首先好像有什么东西砸下来，接着是一声枪响，后来又是哨音、一阵搏斗声……当他踏入大厅时，才从大门的玻璃门中看清：陈连生头上、身上都是茶水。原来早到楼上茶室的钱壮飞看见陈连生要向周恩来开枪时，他从五楼上准确地把一杯热茶连杯带盖砸到陈连生的脸上。而陈赓更绝，他见陈连生跟踪周恩来并掏出枪来时，正看见公共租界两位巡捕在值勤，他忙上去紧急地把他们拉到饭店前，惊叫说：“那边有人在开枪，他们要杀人！……”巡捕是负责租界安全的，见陈连生真的在持枪瞄准一位富商，便毫不客气，一边吹哨，一边冲了上来，将陈连生按倒在地……

周恩来的胆魄，钱壮飞的机警，陈赓的灵巧，成了中央特科一次生死搏杀的巧妙组合，这种组合，让三十年代的上海人惊叹不已。但听说张冲、陈连生回南京后，没有把这件事向中统系统汇报，因为这对他俩毕竟是一种耻辱。

（三）

徐恩曾带着大批特务和宪兵，象一股股凶猛的寒潮，一阵紧一阵地扑向上海；周恩来凭借他钢铁的意志和缜密周全的运筹，由钱壮飞作准确的“天气预报”，果断地采取措施。扑灭共党和保存中共中央机关，保存大批党的精英之间形成了一层冰冻。企图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寒风在冰上扑腾，冰下却暗流涌动。

周恩来请党中央批准，及时地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可是由谁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同志的职务呢？周恩来与陈云等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潘汉年。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从此，潘汉年完全脱离了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职业化的情报工作的领导人。

大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和领导工作，在周恩来、陈云、康生先后撤出后，就进入了潘汉年时代，潘汉年无疑是情报战线又一个杰出人才。

周恩来在完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改组之后，遂又实施安全转移原有的情报战线上的同志的工作。权且不论周恩来一一送别这些战友的时候那难以言述的情潮，就说在敌人眼皮底下把这些同志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

胡北风因为是地下工作的“独行客”，他无家室，无牵无挂，所以到了上海，周恩来最先安排他撤出，悄然转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钱壮飞在民厚南里李宇超、刘淑琴家隐蔽下来后，陈赓请李克农负责与他单线接触。钱壮飞知道，徐恩曾部下大都认识他，而他又是徐找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他成了冰下的“鱼”，不论街上警车如何轰叫，宪警如何随意出动，他都蛰伏不动。翻看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要了一把匕首，除留着防身外，他还自制了一支木头手枪。悄悄地一个人在室内练习瞄准、击发，他对李克农说：“我们要面对面地去打国民党了，不会打枪不行呀！”英雄也孤寂，也思念亲人。他知道李克农负责他和张振华之间的联系。常常带来张振华的消息：“她很想念，总是担心你的安全。”李克农诚实地说。

“我也想她呀！我这一生，欠她的太多。”钱壮飞脸有愧意地说：“事实上她跟着我，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

“谈不上谁欠谁！”李克农宽慰他说：“大家都是党里人，都在为党掏心掏腹……”

“我走之前，能不能见她一面？”钱壮飞低下头，不大好意思地提出。

“这我要请示上边。你知道总书记问忠发的事吗？”李克农突然转换话题说。

“不知道呀！”钱壮飞有些惊讶，问道：“他……怎么啦？”

“他的事我们党还保密着。但报纸上却两次刊登出来了！”李克农有些心潮难平地说：“这个老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真的变了，他怎么那么迷恋那个小妓女呀？”

因为隐蔽太深的钱壮飞消息不灵通，李克农给他讲了下面的故事：

正当党的白区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上海难以存身之际，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却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喜讯！这里有钱壮飞和他周恩来的功劳。与此同时，周恩来于白区工作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省悟到，中国革命走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时，他虽然还未完全认识到毛泽东逐步总结出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他从中央苏区两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中看出：党的中央机关必须尽快地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为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周恩来在安排总书记向忠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也准备迅速赶往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在此期间，周恩来为了防止政治情绪不高、私人生活又很不检点的总书记出事，遂决定把向忠发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

或许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老话，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北方的顺直省委于六月再次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江南各省市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周恩来为了把白区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指示有关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设法隐蔽或转移，特别强调在香港的蔡和森同志一定要从香港撤退出去。

但蔡和森撤退晚了，被顾顺章亲临香港指认、搜捕了他，他和恽代英一样，都成了顾顺章叛变的“牺牲品”，对党造成很大的损失。

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周恩来第一个安排的就是向忠发，通知他搬到一栋较新楼房里。他借口工作需要，再次把姘妇杨秀贞带上同住楼下。为了谨防乱中有变，工作细致的周恩来又调来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和女儿远志住在楼上。当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中央苏区并请周恩来直接通知他时，他却大发雷霆了：“好哇，你们竟背着我搞阴谋，你们还有没有把我这个总书记放在眼里，他王明怎么不下去？”

“他也要走的。上海还能呆嘛？！”周恩来说。

“那你呢？”向忠发问。

“我也去苏区，等把你安全送到了，我就走。”

“我不去苏区，那里不熟悉，生活不习惯！”

“不习惯，可以习惯的。你是出来干革命的，不是来享受的！”周恩来也有点火了。

在周恩来申明大义、苦口婆心，甚至拿出党的纪律来约束，向忠发才无计可施了。特务们横行大街小巷时，周恩来唯恐出事，又把向忠发一个人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外出。

向忠发的灵魂早就变质了。这些年来，他在与妓女杨秀贞姘居的过程中，完全被杨的色相迷住了。就在他单身移居周恩来家中期间，他也难以割舍分离之苦。因此，他每天痛苦哀叹、焦躁不安。一天，周恩来告诉他，去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全都安排好了，让他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公然提出在他从上海撤退之前，必须见姘妇杨秀贞一面。

“为什么？情况这么危急，你不对党负责，党还要对你负责！”周恩来当即否定了向忠发这一提议，并郑重告诉他：顾顺章原先介绍给杨秀贞的女佣虽已解雇，顾却建议徐恩曾派她跟踪向忠发和杨秀贞。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的一件衣服还未完工。这个女佣知道杨秀贞要去取衣服，每天在裁缝店守候。杨秀贞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阔商”。她照常去裁缝店取衣服。那个女佣一直跟踪到她和向忠发的新居即他们和陈琮英合住的楼房。幸好向忠发已搬到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次盯梢被我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立即报告周恩来。接着，周恩来又告诉向忠发，为了甩掉这个女佣的盯梢，他已经让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黄蚧然接陈琮英和杨秀贞至静安寺附近一家旅馆住下。最后，周恩来严厉地对向忠发说：

“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向忠发沉吟片时，突然把头一昂，脸红脖子粗的说道：

“我把话说白了，行前不见秀贞一面，我就不去中央苏区。”

“老向同志，你是苦出身，党的总书记，你这样说话还有你的工人本质和党性吗？”周恩来话语变冷了。

“我……这样偷偷地走了，实在对不起她……”

周恩来很少与这位党的总书记变脸的。但是，他一听向忠发这无党性原则的理由，猝然变色，非常严厉地说道：

“忠发同志，那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党吗？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彭湃、和森和代英同志吗？”

“可我和她……”向忠发嗫嚅了，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就要冒火的怒眼，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唉！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我是不能理解，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理解！”周恩来断然地答说。

周恩来在家里办公，或约有关同志谈话，邓颖超是很少插话的。今天，她听了向忠发的话之后真是有点儿生气了，她插话说：

“老向同志，我跟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要这样婆婆妈妈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有事需要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呆在家里，千万不要出去。向忠发听后似有情绪地答道：“放心，我哪儿也不去！”但是，当周恩来与邓颖超走出家门不久，向忠发就有点坐卧不安了。他先倚窗伫立，想象着杨秀贞那皎俏的脸蛋，总爱裸睡的白嫩身材、微翘的奶子……一阵热血、一种欲望在他全身涌动，不，他有点热血沸腾了。他按耐不住自己了，为什么？他也说不上。问世间，情为何物，也能叫时任中共党的总书记生死相许？！……他趁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还有临时搬来同住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在室内做事的空间，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溜了出去。接着，他又偷偷地向陈琮英与杨秀贞住的那家旅馆走去。事有凑巧，向忠发走进这家旅馆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竟是陈琮英，显得很是不自然。陈琮英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就要出远门了，来和秀贞辞行。”向忠发撒谎道，“我嘛，只呆一会儿就走。”

陈琮英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她是不能随意向党的总书记问个为什么的。再者，她认为向忠发的到来，一定是经组织批准的。因此，她没有再说什么，就把向忠发引到杨秀贞的住处。但是，午夜的钟声敲响了，陈琮英发现向忠发还留在杨秀贞的房间里，她不得不去敲杨的门，催促向忠发尽快地离去。出乎她所料的是，向忠发却在室内答说：

“你不要管了，我明天一早再走。”

党组织交给陈琮英的任务是看好杨秀贞，因此，她内心虽然有情绪，也只好任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此鬼混一夜。诚如周恩来所担心、所预料的那样，向忠发在六月二十二日清晨离去的时候，就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出事了。原来，静安寺附近有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向忠发经常到这一带来办事，对这里的地形地物是很熟悉的。另外，在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向忠发时常到这里租用轿车，与“探勒”汽车行的部分员工是相当熟悉的。其中一位叫叶荣生的会计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认得向忠发。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的报纸上天天有某某检举共产党要人立功受奖的报道，叶荣生为利所驱，同他姐夫一起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属下的特务头子邹练和，说他可以找到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敌人许他事成之后，赏他一大笔钱。

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向忠发告别与之姘居的妓女杨秀贞走出旅馆，大步踉跄地向“探勒”汽车洋行走来。叶荣生远远一见就认出来了，暗示卧底的特务准备动手。特务一看向忠发那大老板的派头，生怕抓错了不好向上司交账，故不敢贸然动手。叶荣生悄悄告之，向忠发右手缺半截手指，一看便知真假。就这样，当向忠发走到“探勒”汽车行门前之后，叶荣生打了一个呼哨，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蜂拥而上，把向忠发抓进汽车，押送到善钟路巡捕房。接着，陈琮英、杨秀贞被捕，设在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党中央秘书处机关被敌人破坏，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都被捕了。……

说到这里，钱壮飞仿佛明白了什么，说了句：“看来，光考虑出身不考虑品质、不考虑他真正的信仰真不行。顾顺章是上海的工人领袖，这向忠发是武汉的工人领袖，都是共产国际信赖并推崇的人，却都背叛了我们党，给党带来很大灾难啦！”

“是的，听说最早给周恩来提供消息的，是潘汉年和贺昌同志的爱人黄幕兰。很险啊！周恩来开始还不相信向也会叛变，他让潘汉年弄证据。现在上海不是有一种挑着担子四处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挑馄饨担子的小贩，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已紧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凌晨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的人，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他是总书记），如果恩来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这个家伙也‘很狠毒’哟！”

李克农说到这里，脸色青峻，嘴角紧绷，感到一种无奈和痛心。钱壮飞却轻吁了一口气，眼中透着若有所思。

“伍豪肩上的担子真的很重啊！他安排我什么时候离开上海？”钱壮飞问

“就这两天吧！要不，我和王庸（即陈赓）说一说，让你和振华见一面……”

“不啦，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了。你有没有想过：蒋介石、徐恩曾已磨刀霍霍，顾顺章、向忠发在助纣为虐，他们恨不得扑上来，把我们一一撕碎。其实我想过，刘杞夫可以被捕，张振华也可以被捕，徐恩曾、顾顺章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是党员，不会把他们怎样。我不能被捕，这不是怕死！徐恩曾抓不到我，我的家人、亲人都会安全的，一旦我被捕，不仅对我们党是个损失，而对我家人来说，下场一定很惨、很惨！你把我这话告诉张振华，我有信留给徐恩曾，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李克农知道：那是他认识钱壮飞以来，钱壮飞讲话最多的一次，也是他最激动的一次。

没几天，他走了！中共交通局局长吴德峰亲自领他走，让他先化妆成一位茶农，穿一身农民衣服，肩挑着一付菜担子跟着吴德峰上路了。风起处，树叶哗哗私语，他留下一句话：“告诉振华，我走了！她和家人就安全了！”朝阳热烈，钱壮飞背影有些孤独、寂寞———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吴德峰掌握了一艘由上海开往厦门、潮州、汕头、香港的英国商轮，里边水手、水手长、大厨、财会人员都是地下党员。钱壮飞就上了这艘轮船。

一些故事正在结束，一些故事正在开始。

（四）

钱壮飞是走了，他坐英国商轮到广东汕头下船，再经潮州、大埔，到达瑞金中央苏区。但顾顺章、钱壮飞“事件”并没完，这不仅是暗潮汹涌问题，而是“钱案”的连锁反应竟悄悄连着顾顺章、徐恩曾的命运，而且多年后才反应出来……

先把钱壮飞走后，向忠发叛变事件的发展情况交待清楚吧，向忠发叛变的事件种种疑问尚没弄清时，周恩来突然又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他于震惊之余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既然向忠发被捕之后叛变了，敌人为什么还要下令枪杀他呢？潘汉年办法很多，他和黄慕兰协商，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线的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竟然很快搞到了借敌人之手抄出来的全部审讯记录。

周恩来当即审阅了向忠发叛变后的口供抄件。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外，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临时住处的地址，李富春同志的住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因此，周恩来进一步肯定了向忠发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知道向忠发叛变的影响，也清楚党一旦作出向忠发叛变投敌之结论的分量。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不得不产生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以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等同志：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等同志很快通过内线关系，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在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并不知向忠发已经叛变；还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尤其是至死不投降的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的表现，他认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示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熊式辉没有再过问此案的详情遂按蒋介石的指示执行了。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新政学系，和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所以抓住向忠发，他们不愿和中统联系，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也不让中统特务徐恩曾、张冲等人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中统。相反，积极枪毙向忠发，也是他们不愿意将功劳让给CC系中统的原因。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就在接到第一份电报后不过几小时，第二份加急电报又送到了庐山蒋介石手中，说向忠发已经叛变。蒋介石立刻作了批示“暂缓处决”，并派人追回前一道电文，但向忠发已被枪毙掉了。对于上海党中央来说：向忠发虽不管事，但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领导转移的情况，新的联络方式和不少机密，他还是知道的！他被枪杀了，也避免给党中央造成新的危机和更大的损失了。

陈琮英带着刚刚生下来几个月的长女远志，杨秀贞带着李立三托在她们这儿的女儿“鸽子”（即现在的李丽）被带到了巡捕房，在审问时，才知道是被向忠发出卖的。

首先被提审的便是陈琮英。当她被带到巡捕房时，只见向忠发站起身来，显得有些慌乱。特务们看了他一眼，他忙点了一下头，然后指着陈琮英用一口湖北话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特务们没有听明白他讲的话，一时还没引起注意。向忠发为向敌人献殷勤，便慢慢走到陈琮英的面前，带着微笑劝说道：“人家都知道了，你是个聪明人，还是讲了吧！”陈琮英抱着小孩子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也不知道，要我讲些什么？”陈琮英因为参加过两次营救任弼时的工作，对付这种场面已有些经验。她一被捕就准备好了口供，所以在敌人面前她很沉着。敌人急于破坏中央机关，主要是想逮捕中共中央领导人，因此对于陈琮英这个“乡下妇女”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审讯杨秀贞时出现了有趣的场面：杨秀贞当着向忠发的面，竟说向忠发不是共产党，也不知他就是向忠发，并说向忠发只是她的一个普通嫖客。她证明陈琮英只是乡下女人。后陈琮英也撤至苏区。所以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总书记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杨秀贞。”

顾顺章叛变以后，卖力的为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服务，徐恩曾在自己写的一本《一个特工的自述》中承认：“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象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象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认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同时也认为他：“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判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

徐恩曾得到了这么一位强悍而武艺超群的人，应该是个宝贝。顾顺章确实也使他事业辉煌起来了，他一改当初的无名地位，渐渐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后来成了“中统之王”，直接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分庭抗礼，可他为什么最后还是把顾顺章枪杀了，事情缘由很多，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因钱壮飞而起———

顾顺章出卖了中共头目恽代英，已使蒋介石十分高兴了。后来远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又获悉蔡和森被顾顺章抓获了，更为高兴，指示陈立夫、徐恩曾：党国需要顾顺章这样的人。从此，徐恩曾对顾顺章恩宠有加，要他主持党务调查科的训练工作。

顾顺章领受如此重任后，更加不惜辛劳，一面抓紧编纂各种特务训练教材，一面主持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

为了加快编撰特工教材的速度，徐恩曾特令徐政、章志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助顾顺章进行整理。在顾顺章的努力下，很快整理出六册教材，约五十万字，分别是《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这六册教材后来以“特工圣书”作总书名，成为国民党特务训练工作的“圣经”。

在编纂特工教材的同时，顾顺章又在调查科举办了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训练班场址就设在瞻园里的妙静寺，寺北面的一片旷地被作为技能培训场所。尽管时间短、人数少，但训练的质量却出奇的高。因为顾顺章拿出了浑身的看家本领：以原在苏俄的受训为理论基底，加以在中共时期领导特科的工作为实践。如史济美受训完，即于1932年6月被徐恩曾派到上海筹办调查科上海行动区，至1933年6月被“红队”邝惠安刺杀时为止，竟在一年的时间里，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密捕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在租界公共绑架红军师长陈赓、逮捕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以及丁玲、潘梓年等人，一时被誉为“中统”特务之明星。

紧接着，徐恩曾又命顾顺章开办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地点设于南京中华门内长乐街，这一期人数增加了二十名。其训练出来的特务自然较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调查科老牌特务，原张道藩的手下红人杨登瀛出事后，接替其担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黄凯自恃资格老，平素根本不将徐恩曾、顾建中等人放在眼里，但对顾顺章却大为赞赏。他十分钦佩地说：

“顾顺章对特务工作确有自己的独到、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惟妙惟肖。他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

不久，徐恩曾命亲信特务林金生去做顾顺章的保镖，又供养保姆吴月宝照料顾顺章的生活起居。

过了不久，徐恩曾竟然顾惜起身边“凄凉”的顾顺章了，特地指令王思诚出面当“红娘”，为顾顺章介绍了一位名叫张永琴的南京女子为妻，而且把顾的婚礼操办得热热闹闹。

顾顺章的婚礼在南京最豪华的中央饭店举行。徐恩曾率大小特务到场庆贺。蒋介石为表安抚，特派专人送了一千元的礼金。

婚后不久，徐恩曾特地为顾顺章夫妇在南京细柳巷4号安排了一处住所，同住的有秘书王思诚、保镖林金生、徒弟陈连生、童国忠、张文龙等。

在此同时，徐恩曾开始把吸收中共叛徒作为扩大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来源，使得大批中共叛徒陆续进入国民党各级特务机关，其中有不少叛徒甚至进入党务调查科工作（包括后来成立的特工总部、中统局机关），仅中统上海行动区先后录用的叛徒，就有数十人之多，这对于提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反共能力，的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恶劣作用。

由于徐恩曾的放手，在顾顺章身边形成了一个“叛徒小圈子”。除了前述的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等人以外，顾顺章又先后将他从中央特科带出来的叛徒童国忠、蔡飞、陈连生等人收在自己身边，这些特务本就是顾的亲信，心狠手辣、杀人放火，都为一时之“杰”。于是，这些人很自然地成为顾顺章主持行动工作的重要打手。

不久，徐恩曾为了加强上海地区的反共活动，特地将顾顺章派到上海，赋予他自成体系地开展特工活动的特权。顾顺章有了这个机会，更认为是天赐良机了。从此，他在上海布置“眼线”，培植“细胞”，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很快形成一股势力。由于顾顺章在上海地区开展侦查、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的确有效，徐恩曾对其相当信任，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顾的控制；加之调查科上海行动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是顾的得意门生，顾在上海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得到了史的谅解，顾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这原本是顾顺章叛变后，在中统那边干得最辉煌的年代，可惜顾顺章是个极不安分的人，他野心太大，头脑又太简单，这就决定他在国民党里，肯定要闹出事情来。

（五）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要求：“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个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这样严厉的“通缉令”，是极为罕见的。

共产党通缉他，国民党表面对他很好，他慢慢地意识到：陈立夫、徐恩曾只是把他当工具使用，当有本事的特务使用，始终没给过他“一官半职”。顾顺章渐渐对徐恩曾以及陈立夫不满，心里不安分了，他想组建“新共产党”。

这计划，他早在南京细柳巷就开始了。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常州人经常出人细柳巷4号顾家。蒋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他虽非中共叛徒，也不是中统或军统成员，但比较有政治头脑，知识文化水平也比顾顺章高得多。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密，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比如顾顺章背着中统同戴笠的几次密谈，林都在场，是绝对的知情者）。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边营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一天，顾顺章在上海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对他说：“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枪手，我决定配12个人给你，组织一个特务队，由你担任队长。”看林金生迟疑不解，顾顺章突然恶狠狠地说：“特务队建立起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徐恩曾和陈立夫给我干掉！”听顾这一说，林金生大为吃惊，他没想到顾顺章竟然狂妄、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以顾顺章小班底这点力量，想跟资格老、势力大的中统特务机关对抗，尤其是暗杀其首脑徐恩曾和陈立夫，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林金生深知顾顺章凶狠险毒的本性，不敢说不，更不敢当面露出畏缩和不满，只得含糊其辞答应。可是后来，他连续好多天都吃不好、睡不着，时时担心大祸临头。

   正在这时，又发生的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回到南京有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xx饭店xx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那地方，搜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回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林金生对顾顺章的反叛告发，徐恩曾自是大表欢迎。徐静静听完林的揭发，脸面上虽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暗地勾结军统戴笠企图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呆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干吧。”说罢即作安排。

林金生离开特工总部，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特工总部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火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个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作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顾顺章又干了一件蠢事：他在中统这边得不到重用，升不了官，就想往军统那边靠。当时，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草创不久，羽毛未丰，更缺专门特务人才。所以，戴笠对顾顺章这种“特工专家”极为看重，私下予以拉拢。见徐恩曾如此器重依靠自己，军统的戴笠又来示好，顾顺章不免头脑发热、政治野心膨胀起来。此时顾不过二十八九岁，但他自认为前程辉煌。他的如意算盘是：既占稳中统这边的位子，且暗中与戴笠勾结，两方讨好；又利用两方的矛盾为自己谋利，发展势力，争取以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可他没想到，这恰恰犯了徐恩曾的忌讳。在中统与军统的争斗中，徐最痛恨自己手下与戴笠勾搭。在探知顾顺章脚踏两只船的种种作为后，徐对顾顿生恶感，并开始冷落及设法限制他。而顾顺章感受到了徐的态度变化，索性更加与戴笠勾结，不仅帮助军统破了不少案子，而且几天见不到戴笠，就常常写信给他。信都是让妻子张永琴或保镖林金生送的。有一封信，不知怎么的，就落到徐恩曾手上，那一封信就是揭露徐恩曾、张道藩和陈立夫如何瞒天过海，欺骗蒋介石，没把钱壮飞这位卧底、长期在中统调查科窃取重要情报乃至使自己投降国民党后，不能把共产党上海中央一网打尽的事实，全写给戴笠了！……

戴笠知道这事还怎么了得，他不会不告诉蒋介石的！……

徐恩曾控制不住地骂了一句：“这个小瘪三，找死！……”

   危险已在一步步向顾顺章逼近，只待徐恩曾一切准备妥当。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届时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心理毫无准备，自不肯示弱，当场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一方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顾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报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顾顺章叛变已让王明胆战心惊，向忠发又叛变了，他既然不敢留在上海，便请示他的主子米夫，带着夫人乘日本客轮“大和丸”号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先周恩来离开上海了。王明走时没有忘记选择“接班人”，经他提议，国际东方部批准，竟把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秦邦宪）提拔成党的第一把手。博古不仅没军事斗争经验，而且主观、霸道，到苏区和李达一起“瞎指挥”就不奇怪了。

1931年11月，周恩来才在吴德峰安排下，一路上有特科人员肖桂昌的保护到达汕头，与黄华接上关系，顺利到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在中统调查科张冲的策划下，上海各报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广告。康生步王明的后尘，也经共产国际批准去了苏联，做了王明的秘书。李克农、聂荣臻、陈云、博古等同志也先后撤至江西苏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陈赓、周养山撤往天津，后也进入鄂豫皖苏区。

董健吾与顾顺章分手后，到达上海。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撤出上海，到外地埠教堂讲经布道。董健吾在外埠教堂隐蔽了近四个月，他想念恩来和他的战友，又悄然返回上海。当时，情况稍有好转，周恩来仍隐蔽在上海没有撤走。指示特科协助董健吾，变卖了他在青浦乡下的田产。创办大同幼儿院，其中就收养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龙后因疾病死于上海广慈医院），收养了许多革命烈士子女。在上海为中国革命继续作着贡献。

在武汉出卖了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蔡孟坚将他放了出来。给了他一定的奖赏，但蔡孟坚没有兑现送他去日本的诺言。其人出卖党内的同志成了“瘾”。1931年9月，中央特科派遣枪手李龙章，就在蔡孟坚鼻子底下，将其在汉口住宅内击毙。后李龙章还是被捕了，也被顾顺章收买。

留下的上海中共领导人卢福坦（代总书记）、李竹声（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均先后被捕，先后成了叛徒。红队著名队员王世德、洪扬生等先后被捕，接着也叛变。值得赞扬的是周恩来提名，接替陈云的“红队”队长邝惠安，按上海一些老人的话说：大上海没有了周恩来这个大脑，没有周恩来那批精明强干的战友，中央临时政治局或者后来的上海中央局几乎陷于瘫痪。只有特科“红队”在队长邝惠安的领导下，仍然坚持着斗争。最出色的壮举，邝惠安在那种恐怖的特殊时期，竟敢把顾顺章最得意的弟子、徐恩曾最看重的干将、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击毙在史的家门口，这让上海人，不，白区人扬眉吐气，其声浪震荡了大江南北。但由于顾顺章教会了中统的“细胞”战术，中统派“叛徒”张阿四潜回“红队”，跟踪盯梢，最后抓捕了邝惠安和他的三位战友，当然也连累了他们的妻子和朋友。劝降、酷刑、引诱、折磨，甚至连续三昼夜，车轮战术般的摧残，也没动摇邝惠安和他的战友孟华庭、赵轩、胡杰明的意志。徐恩曾被邝惠安和他的战友“惊动”了，震撼了！亲自从南京赶到上海，苦口婆心劝说邝惠安：“凭你的影响、名气和一身功夫，到我们中统局来，或者跟着果夫、立夫干，那前程还不是一片光明啊！”邝惠安笑了笑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自己的前途都不光明，还能保证给别人光明吗？”

1935年2月，正是春节前夕，远处传来一阵阵鞭炮声。西风正疾，天空飘舞着花簇般的雪片，大地洁白纯洁。在一个排的敌人押送下，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拖着“半步镣”，缓缓地蹒跚着一步一步移向刑场。不远处的刑场上，一排绞刑架赫然在目。

绞刑架前，一位执行官命令士兵除去邝惠安等四人的“半步镣”，并示意给他们罩上黑纱罩。

邝惠安一摆手，口气凛厉地说：“免了。我们生为理想而战，死为理想而去，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纵然赴死也要带着光明去死！”

见邝惠安如此大义凛然，士兵们不由地颤抖着双手抽回了黑纱罩。

那名执行官见状，不由怜悯地问道：“那么，四位壮士临刑前还有什么遗言？”

邝惠安闻言，缓步上前，将三位战友的手一一紧握在一起，随即，他回过头，目光坚定地盯着执行官及士兵们，口气轻松而幽默地说道：“我等四人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着为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我们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何况，今天天地为我们缟素，劳苦大众为我们燃放爆竹送行，如此壮烈地去就义，我等死不足惜，死而无憾！”

执行官和士兵们随着邝惠安的言语静默地瞅着眼前苍茫的雪地，张耳谛听远传来的噼啪爆竹声……

邝惠安见执行官和士兵们一时寂然，轻轻拂掉头上的积雪，看着满天纷飞着蝴蝶似的雪花，口气从容地催促道：“刽子手们，动手吧！”

孟华庭、赵轩、陈杰明三人也不由一齐催促道：“动手吧！”

……

再说一下钱壮飞的亲人吧：

刘杞夫回到南京即与钱椒椒一道被徐恩曾逮捕，钱江流落街头，不久被当时的歌舞明星黎莉莉找到，进了黎莉莉的歌舞团。黎莉莉原名钱蓁蓁，钱壮飞和张振华之女。1927年，全家从北京到上海，钱蓁蓁只有16岁，钱壮飞就送她进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此团后改名为明月歌舞团。她曾随团到南洋一带演出，由于她表演出色，与王美人、胡蝶并称为“歌舞三杰”。黎锦晖也十分喜爱她，认她为干女儿，改姓黎。钱壮飞走后，张振华改名换姓，先在八仙桥徐重道药店隔壁和同行吴炳贞开了一个妇产科诊所。这是公开的身份，实际上一直在做党的地下交通。顾顺章亲自到上海，情况十分严重时，张振华只好和钱江一起到明月歌剧社隐蔽起来，名义上是团里的医务人员，实际上也是黎先生关照莉莉的亲人，乐于助人。黎锦晖先生当然也不知内情。从此钱家和黎先生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亲切的关系。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在重庆被周恩来找到，接见他们，并送他（她）们到了延安，包括钱一平。刘杞夫和钱椒椒被关了四个月，徐恩曾怕追查下去钱壮飞真会揭露自己太多的隐私，即将他们放了。

第七章  红色情报家

（一）

1931年6月末一天。黄昏时分，一位神秘的客人走进了上海新闸路民厚南里一条小巷子。他中等身材，身穿丝绸马褂，头戴黑色礼帽，压低的帽檐下，一双眼睛像鹰隼一般，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虽然临近日落西山，但逼人的暑气却一点都没有消退。阳光从路边梧桐树的繁枝绿叶间斜射下来，洒了一地。小巷里的行人不多，但一个个行色匆匆，好像都在赶着什么事儿。

这位神秘的客人沿着青石板街面不紧不慢地走着，看起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又好像在搜寻着什么。

走到一处街角，他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纸烟，一边划火柴点烟，一边用犀利的眼神扫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一支烟抽完，确信周围没有情况，他甩掉烟头，快步走到“李记古董店”门前，一闪身走了进去。

店里的小伙计冷不丁被他吓了一跳，见来人一副富商打扮，看着还有几分面熟，小伙计忙堆上笑脸，上前问道：先生，你有何贵干？

来人回身往门外扫了一眼，压低嗓门道：“大少爷在吗，我要见他。”

小伙计说：“大少爷在楼上，请问你是……”

来人显得有些不耐烦，摆摆手：“我是谁你别问了，快去请大少爷！”

“好，我这就去给你请大少爷。”小伙计一看阵势不对，赶忙转身往楼上跑。

不一会儿，一阵楼梯响，李宇超从楼上走了下来，一眼看见大堂里站着的人，他赶忙连走几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兴奋地说：“陈先生，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来人正是中共上海特科侦查科科长陈赓。他也紧紧地握了握李宇超的手：“是啊，好久不见。”

陈赓使了个眼色，李宇超会意，两人相跟着走进后院。后院挺大，边上还建有两层阁楼，两人到了楼梯的拐角处，李宇超小声地问：“是不是来接壮飞走啊？”

陈赓说：“是的，你猜得很准。壮飞他是不是在这里憋坏了？”

李宇超笑笑：“几个多月了，楼都不能下，不憋坏了才怪呢。他天天念叨着要去苏区，今天你终于来了。”

陈赓说：“前一段时间风声太紧，现在好点了，恩来决定让他去苏区。”

李宇超说：“壮飞知道肯定要高兴坏的，他就等着这一天呢。”

两人上了阁楼，推开钱壮飞住的房间门。房间里光线有些暗淡，陈设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地上铺了好几张白纸，上面是龙飞凤舞的毛笔字。

钱壮飞正在写字台边埋头练书法，李宇超上前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壮飞，你看谁来了？！”

钱壮飞一回头，见是陈赓，立即扔下手中的毛笔，上前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是你啊，正盼着你呢。”

陈赓拍着他的手背，动情地说：“壮飞，委屈你了。你在这里隐居了这么长时间，连街上都不能去，憋坏了吧？”

“还行，这里挺舒服的。”钱壮飞说，看了李宇超一眼，“大少爷大少奶奶将我照顾得很好，你看我都长胖了。”

陈赓回头对李宇超说：“你和叔琴辛苦了。壮飞住在你这里，很隐蔽，很安全，组织上很放心，你们的任务完成了，今天我来就是要接壮飞的，明天一早出发去苏区。”

“明天就能走啊，太好了！”钱壮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壮飞要去苏区了，我真为他高兴！”李宇超说，眼睛竟然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壮飞挽救了党中央，保护了周恩来，立下了奇功，他能在我们这里躲过徐恩曾的搜捕，度过最危险的时期，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不过，现在他要走了，我们还真舍不得他走。他可是个好医生呢，我们家要是有人感冒、咳嗽什么的，他开个药方，淑琴去买药，立马见效。”

“壮飞是学医的，科班出身，当然是手到病除了。”陈赓说着，走到铺在地上的书法作品前欣赏了起来，然后抬头看着钱壮飞，“你的书法又大有进步了，真是个难得的人才，苏区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到了那边，肯定大有用武之地啊。”

“我哪是什么人才，雕虫小技而已。不过，我早就盼着为党做事了，这么闲着，人都快憋出毛病了。”钱壮飞说，镜片后的一双眼睛透着期待，“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就走。”陈赓说，“不过，去苏区的路途十分曲折漫长，沿途都会碰到国民党特务和耳目，现在你出门还是很危险，必须要先化装。”

“化装？”钱壮飞愣住了，“化装成什么人？”

“对，化装。从上海去苏区的中央负责同志都化过装，有时候还要化几次装呢。” 陈赓说，“你平时都戴着眼镜，一股书卷气，我看你还是化装成一个画家吧，这样会挺像那么回事的。”

（二）

第二天一早，钱壮飞完全变了个人。他穿着灰布长袍，头上戴着一顶淡褐色鸭舌帽，一脸的络腮胡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一只手提箱，看起来像一个落魄的画家。

走出门口，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那里，人力车夫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壮实汉子，他是吴德峰，中共上海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他一边招呼钱壮飞上车，一边目光警觉地打量着四周，似乎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都会立即掏出腰间的驳壳枪，保护好钱壮飞。

人力三轮车避开繁华热闹的大街，转弯抹角，穿过数条小巷，直奔十六铺江边码头。

十六铺码头上人来人往，岸边停泊了数十条大小船只，搬运工们正在大包小包地装卸着货物，一片繁忙景象。

两人到了码头边，丢了三轮车。另一个早已等候在码头上的交通员王小虎立即过来接应。三人在码头南侧找了一个相对僻静之处，吴德峰和王小虎一左一右担任警戒。钱壮飞迅速脱掉外面的灰布长袍，扔掉鸭舌帽，打开手提箱，从里面翻出一条丝绸马褂换上，又拿出一副金丝眼镜戴上，摇身一变，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商人，王小虎也随即装成随从模样。

两人跟吴德峰挥手告别，一起朝停泊在岸边的轮船走去。

王小虎去手里拿着早已买好的两张去香港的船票，跟在钱壮飞后面向怡和洋行的轮船走去。

在检票处，王小虎上前交了两张船票，走了过去，但后面的钱壮飞却被拦住了。

“这位先生，你等等。”检票员是一个矮个子中年男人，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钱壮飞，眉头皱了起来，“我怎么看你像一个人？哦，是画像上的，政府正在通缉……”

钱壮飞猛吃了一惊，心想，糟了，被人认出来了，他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小虎急中生智，他挤上前去，掏出几块大洋塞到这个检票员手中，一只手用力按住他的肩膀，目光犀利地瞪着他，暗含威胁地说：“兄弟，你认错人了，我们老板是本分的生意人，天下长得像的人多的是，你别胡思乱想了。”

矮个子检票员被王小虎掐得龇牙咧嘴的，心知遇到不一般的人了，又看了看手中的钞票，忙说：“是我看错了，你们上船吧，上船吧。”

钱壮飞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拎着手提箱，快步登上了船。

王小虎随即跟上，但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头冲着矮个检票员摸了摸腰间硬邦邦的驳壳枪，低声警告他：“你要敢动什么歪脑筋，小心你的狗头！”

两人上船找了座位坐下来，这才不由得松了口气，刚才的场面太惊险了。

船上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大意。一路上，钱壮飞和王小虎一直都保持沉默，因为言多必失，谁知道船上有没有国民党的特务和耳目呢。他们两人困了就打个盹，饿了就啃点面包，经过数十小时的航行，轮船终于到达了香港，又经过几个小时到了汕头。

下了轮船，两人不顾疲劳，直奔火车站。坐火车到潮安，再换乘轮船至大埔，一路顺利。

到了青溪，王小虎的神经不由得绷紧了。青溪交通站设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的青溪镇，周围有埔北石上区署驻军镇守、坪沙的张茨波团防、洋门的张占庭团防、永定峰市的王石甫、江在田团防，可以说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虎口”之下，有“虎口交通站”之称，只见沿途碉堡如林，岗哨密布，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巡逻队络绎不绝。

钱壮飞在武装交通员王小虎的护送下，晓宿夜行，专走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到了汀江一带又改乘小船。划船的老船工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皮肤黝黑，满脸皱纹，身子骨却显得十分硬朗。他已经在这里用这条小船接走许多从白区转移到苏区的同志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孙头。老孙头叫大家坐好，将竹篙在水中一划，就开船了。

汀江山水哟水悠悠，

青溪山哟高又高。

披星戴月急转移，

爬山涉水送伍……”

钱壮飞靠在船尾，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心里百感交集。几个月前，他还是大特务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本来想在这个特殊位置上为党多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但没想到风云突变，顾顺章被捕竟然叛变了，幸亏六封电报都被他截获并破译，在那个千钧一发的夜晚，他当机立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举措，保护了党中央和周恩来，也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现在想来还是那么惊心动魄，一切就在毫厘之间，哪怕走错一步，后果都不堪设想。现在除了不能在国民党特务核心地带再潜伏下去，他可以说了无遗憾。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匆匆赶到上海的时候，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正好碰到了聂荣臻同志。他汇报了那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后，聂荣臻紧紧拉着他的手说：“你为我们党立下了一件奇功。上海你是不能呆了，你想去哪里？”

他笑了笑回答：“我想去中央苏区……”

“好！这件事就由我来安排。”聂荣臻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现在……”

他回答：“我想先回家一趟，把母亲和妻子安顿一下。”

“不必了。”聂荣臻想了想回答：“你的目标太大了，你马上到新闸路民厚南里李宇超、刘叔琴家里去躲一段时间，静候组织的安排。”说着抓起笔，匆匆给李宇超写了一封信，然后潇洒地签上了一个法文名字。这是聂荣臻和李宇超的约定，说明信的紧急和重要，最后又将李宇超夫妇的地址再跟钱壮飞说了一遍。

钱壮飞接过这张纸条藏进贴身口袋，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一切都拜托你了。”

现在他终于可以一身轻松地到苏区了，而他向往的红色首都瑞金就近在眼前了。

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对岸大山悬崖之上，也响了两声冷枪，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王小虎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他要钱壮飞躲进船上仅有的一小块隐蔽的地方，自己则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

钱壮飞非常镇静，他让王小虎把枪收起来，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

王小虎收起枪，放松下来，坐到钱壮飞身边，眼神里流露佩服的样子。

钱壮飞很感兴趣地问：“这条交通线真的是曲折艰险啊，其他同志去苏区是不是也经过这条线路啊？”

王小虎一下子兴奋起来：“对啊，送他们去苏区都要通过这条交通线，单我们俩就已经往返了好几次了。另外，苏区的电讯器材及卫生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民用食盐都经过这条线运到苏区的，很多都是青溪的老百姓在晚上肩挑背扛运到桃坑再转到闽西和赣南去的。”

钱壮飞感叹道：“不容易啊，我早就听说苏区缺医少药，从白区里弄来的药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运到苏区的，这一趟走下来我终于是领教了，真是重重封锁啊。”

到船靠岸的时候，天色已经微明。在王小虎的引领下，钱壮飞顺利到达设在长汀最后一个交通站——“闽西大站”（即“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 ），表面上一家小旅社。站长姓邓，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留着大胡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是由中央任命的，手下的十多位交通员也是从红军骨干中抽调过来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忠实可靠、不怕牺牲、文武兼备、精明果断，随时准备“丢卒保车”的。沿途还有各种公开的策应掩护机构，如百货店、药店、旅社等。

王小虎上前，指着钱壮飞，向邓站长介绍道：“这是钱壮飞同志，我们安全把他送到了。”

邓站长走过来紧紧握住钱壮飞的手：“可把你等到了！你们辛苦了。来，先坐下，喝口热茶。”说着，就叫人张罗上了几杯茶。

喝了几杯茶，钱壮飞觉得一路的疲劳缓解了很多，他不由得打量起这个小旅社来。这个小旅社位置很隐蔽，但里面的空间却不小，楼上还有三层，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

邓站长问王小虎：“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最近形势太紧迫了，敌人处处设卡，还有许多便衣特务和暗探，我的心一直都提着呢。”

“路上虽然出现过数次险情，但都被我们克服了。”王小虎说，“钱壮飞同志有勇有谋，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钱壮飞摆摆手说：“是我装化得好。”大家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邓站长说：“现在，你离苏区只有一步之遥了，等天黑下来之后，我们这边再派三个交通员，一起护送你入苏区。”

“太好了，到了苏区，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走在路上，再也不用遮遮掩掩了。”钱壮飞激动起来，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热切的期待。

“是啊，那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每个人都是主人。”邓站长说。

“对，我们自己的土地。”钱壮飞眺望着门外隐隐的青山，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句。

吃好中饭，王小虎等四名交通员护送钱壮飞启程奔赴中央苏区。一路上，他们爬山涉水，攀藤草，他们这支行军小队，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向“红都”瑞金出发了。一路上，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王小虎兴奋地高唱起了苏区革命歌：

哎呀来！

炮火声来战号声，

唱个山歌你们听。

快与敌人决死战，

红军来！

打到抚州南昌城。

 ……

哎呀来！

白军狗党活不成，

我们工农做主人。

红旗插遍全中国，

同志们！

最后胜利归我们。

“最后胜利归我们……”钱壮飞听着王小虎高亢嘹亮的歌声，也情不自禁地附和地唱了起来，离苏区越近，他的心越抑制不住的激动。他知道，到了苏区，他的生活就会掀开崭新的一页。

（三）

“快，快，伤员急需手术！”几个护士抬着一个担架冲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卫生所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冲着医生大喊起来。

钱壮飞正埋头给一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治疗伤口，闻声立刻抬起头来，快步走到担架边，检查了一下担架上头缠绷带、满身是血的红军战士的伤情，又将他的眼皮翻了翻，语气沉重地说：“伤得真重啊，再晚来几分钟就没救了。”他转身对另外几名医生和护士说：“快做好准备，马上给这位战士做手术！”

受伤的战士被安置到简陋的手术台上，他眼睛紧闭，已经深度昏迷，因为头部中弹，生命垂危，情况万分紧急。

钱壮飞顾不得擦掉脸上的汗水，立即对这位战士进行伤口清理，紧接着就开始了手术。

就在这时，他感觉眩晕了一下，眼冒金花，身子跟着摇晃了几下，他一手扶住了手术台的边角，才没有倒下。

“钱医生，你怎么了？”身边的医务员见他这幅样子，赶紧上前扶住他。

“我没事，抓紧做手术吧，战士的生命就掌握在我们手上。”钱壮飞直起身体，强打精神，拿起手术刀又开始工作。

这些天来，前方战事一日紧似一日，蒋介石调动60万部队，对苏区进行了第三次围剿，红军拼死抵抗，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战士伤亡人数每天都是数以百计，从火线上不断抬下来的伤员已经将卫生所临时搭建的的几顶帐篷塞满了。

钱壮飞更是超负荷工作，连着几天几夜几乎没有合眼，他的眼圈有些发黑，脸色憔悴，但他强打精神，坚持做完一个又一个手术。他知道，他多做一个手术，就能多挽救一个红军战士的生命，就能为眼下艰苦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增添一点力量。

这是他作为一名军医的神圣职责。

刚到苏区的时候，钱壮飞脱掉西装革履，换上军装草鞋，被分配到建宁康都圩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当医生。

因为他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有良好的医学功底和治病经验。当时苏区和红军中都严重缺医少药，便很自然地让他学以致用，发挥专长。

他看病认真细致，对伤病员和气、耐心，药方写得工工整整。

但红军卫生部的药品非常缺乏，卫生部负责人傅连璋同志一看到他开的药方就头疼，这让他很是左右为难。

缺医少药，这就是苏区面临的现状。来到苏区，钱壮飞才深深知道苏区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他才明白，那些和他曾经一样战斗在白区特殊战线上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药品通过红色交通线转运到苏区，是多么的不容易，意义又是多么的重大。

这样紧张忙碌的军医工作，他做了整整五个月。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将有限的药品发挥最大的作用。看着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在他的治疗下恢复健康，重新走向战场，他有说不出的欣慰。

这天，他正在卫生所给一位刚从火线上抬下来的红军战士做手术，此时他已经是红一方面军军医处处长。有一个人走进来，拍了拍他的后背，他转过身，立即惊讶地叫了起来：“克农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想不到吧？”李克农笑了起来，“我是昨天刚到苏区的，听说你在这当医生，我马上就来找你了。”

“见到你太高兴了。”钱壮飞紧紧握住了李克农的手，“你来了，胡底他们也来了吗？”

“都来了，还有邓发同志。” 李克农说，打量着他，“你这位大功臣，搞情报工作的专家，在卫生所当医生不是屈才了？”

“我是学医出身啊，怎么不合适？”钱壮飞呵呵一笑。

“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啊，不过，”李克农说，“我看把你调到中心保卫局最合适，苏区太缺少你这样的情报人才了。”

“现在前线下来的伤员太多，卫生所也特别缺少医生啊。”钱壮飞转身指着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位受伤的战士，“你看，今天我已经做了三个手术，这是第四位战士，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是啊，前方打得太激烈了。”李克农也看了几眼那个闭着眼睛躺在手术台上的战士，拍了拍钱壮飞的肩膀，“壮飞，那你忙吧。不过，恩来同志也快要到苏区来了，他到时候还是要调你走的。”

“恩来同志也要来了啊。”钱壮飞眼睛里流露出惊喜的神色。

“对的，他很快就会来的。”李克农说。

果然，一个月之后，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当他得知钱壮飞在军医处工作，立即要他归队搞党的保卫工作，钱壮飞随即被调到国家保卫局。

保卫局设侦察和执行两个部，侦察部里分侦查、检查两个科，执行部里分执行、审讯两个科，彼此各司其职，直接向部长、局长受领任务，汇报工作，相互之间没有横向联系，不准过问、打听其他部门的事情。他担任执行部长，局长是邓发同志。

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即前方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他调任红一方面军前方二局，任局长，同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在周恩来身边做机要保卫工作，继续负责情报的整理和破译。

一年后，中央军委机关正式组建，中革军委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即后方二局），他调后方二局并任局长。

（四）

在江西东南边陲，赣江东源贡水上游，有一个小城叫瑞金。古时这里盛产砂金，并设置淘金场，而黄金为瑞气盈门之意， 故名“瑞金”。它东临长汀，南邻会昌，西连于都，北接宁都，东北毗石城，为赣、闽、粤三省通衢。这里四周重峦叠嶂，山高林深，回旋余地大，自古以来就是内地通向闽粤的孔道，水路可接通赣江两岸，却又远离大城市和交通线。

县城筑有城垣,东南西北各建有城楼，绵江河婉蜒绕城而过，云龙桥、双清桥卧江而架,西门外依山傍水，河面开阔，绿树成荫。鸟瞰瑞金，外圆内方，城廓俱全。

在瑞金城边，有一个叫做乌石垄的小村庄。起伏的山峦之间，坐落着一片简陋的土墙民房，座东南朝西北，屋脊连着屋脊，天井望着天井，屋前塘水清澈，四周田畴交错，一派乡村田园风光。

中央军委二局就在这里办公。钱壮飞的办公室在东边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外面还搭了个棚子。

这是1933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钱壮飞紧张地工作了几个小时，终于将一张敌人行动位置图绘制完毕。他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走出门外，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感觉舒服了许多。

钱壮飞来乌石垄的时间并不长，来苏区后的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做过医生，像走马灯一样换工作，换地方，但搞情报工作还是他最拿手的。

此时，苏区大规模的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相继展开，正在迅速扩大，苏区的政治保卫任务也就越来越繁重。但苏区政治保卫系统刚刚组建，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足。已有的干部也普遍存在理论、文化、业务水平不高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的问题。

来到二局，摆在他面前的其实只是一张空白的图纸，他必须一切从头做起。

他又伸了个懒腰，立马转身回屋继续绘图，还有一个敌人的军事部署图没有绘制，他必须赶在今天晚上之前完成这个任务。

屋里，译电员戴镜元也在忙碌着。因为二局的办公用房紧张，他就和戴镜元一起办公。后来，谭震林同志调到军委二局担任副局长兼管部队侦察工作，他们就三个人挤在这间小房子里一起办公。

办公室和宿舍的房子也很少，大概三四间。另一间小房子，是邬一之同志译电、校对用的，林厚佑、郭显勋同志来后也在这屋办公。另外，邬一之同志和警卫员住了一个小间。戴镜元住了一个小间，谭震林来后和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房子是很挤的。二局没有炊事员和管理人员，大家都在总司令部食堂吃饭，艰苦状况可想而知。

二局开始只有一部机器，后增加到三部机器。在校对、译电方面，除钱壮飞外，有邬一之；在无线电台方面，有台长王震和邹毕兆，他俩轮流值班。到后方二局之后，钱壮飞立即抓紧了组建工作。他从前方调来了邹毕兆，从后方调来了严重、邬一之、戴镜元、唐明、贺俊侦、王震等人，技术力量大为增强。

代理军委主席项英同志（当时军委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都在前方）差不多每天要来二局看情报，就在钱壮飞办公的房子里边。

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到乌石垄以后，也是每天都来，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先在钱壮飞办公的房子里看情报，而后教保卫局的同志怎么做工作。

中央对二局工作很重视，当时对于全局和个别人的保卫工作都是严格保密的。钱壮飞遵照朱总司令等人的指示，对二局新来的同志都要进行一番洗脑。

一天，钱壮飞找来了戴镜元、张水发，他俩刚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调过来的。

先对他俩谈了二局工作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开始给他们分配工作。

“小戴，你专业底子不错。”钱壮飞看着戴镜元说，“你就搞译电、校对吧，另外，你参局里的保卫工作。”

“好的，我保证完成任务。”戴镜元声音响亮地回答。

“小张，你到电台去工作。”钱壮飞转向张水发，压低了声音，“你的任务有点特别。电台台长是王震，这个人是宁都暴动过来的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一个无线电台台长，他的无线电技术很好，我们要利用他的技术为情报工作服务。你呢，过去的公开身份是担任他的勤务员，但你要秘密监视他的行动，因为王震毕竟是暴动过来的，到底可不可靠，我们都拿不准。”

“是，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做好工作。”张水发回答道，年轻的略带稚气的脸上这一刻也显得庄重起来。

两人领了任务就要出门的时候，钱壮飞又叫住了他们，叮嘱道：“你们对外讲，就说是从团中央调来二局工作的，不要讲是从国家政治保卫局调来的。”

“是，请钱局长放心！”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转身离去。

当时红军保卫工作显得有点神秘化，这与钱壮飞等同志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所养成的工作纪律和习惯怕也有关系。他平等待人，没有架子，二局的同志不会做的事他就耐心细致的教，不发脾气。对干部战士的缺点也是启发式进行批评，从不骂人。

二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为了把他们这些大老粗培养成为政治上坚定、又能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称职的保卫干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便成了培养苏区各级保卫干部的优秀教师，他们根据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亲自编写教材，帮助大家学习文化和掌握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为培养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内行的红军情报、保卫工作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钱壮飞经常亲自给他们上课，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科学文化和有关的业务技术知识。他的课总是生动有趣的。他不仅讲技术知识，还利用业余时间给同志们讲天文、地理以及雷电、风雨等科学知识。

有一次，钱壮飞给保卫干部们讲课。他个子很高，皮肤白皙，戴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个大学教授。他一走上讲台，下面坐着的保卫干部们就响起了掌声，因为他们知道钱壮飞又有好的故事要说给他们听了。

钱壮飞看了看满屋子的人，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我们这节课继续探讨一些侦察方面的技术问题。世界各国的特务活动，以日本、德国和英美等国最厉害，国民党特务学的就是他们那一套。我们红军的保卫干部要跟那些隐蔽的敌人作斗争，什么本事都要尽量学会一点。比如部队驻扎宿营，要放哨警戒，以防国民党特务来偷袭、摸哨，我们还要在明哨附近布置、埋伏暗哨。敌特分子来破坏，总会有些动静。如遇有形迹可疑的人，先由明哨出来盘问，对口令，暗哨则在附近监视，这样就不大会出乱子。再就是要学会怎样盯梢和反盯梢，这很不容易。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让对方识破，不能老是傻乎乎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那样的话敌人就会很快发现的。”

学员们听得都很入神。

钱壮飞继续说：“我们做保卫工作的人，平时在侦察或审讯过程中，要学会善于观察和迅速掌握、记住对方各人的特征。例如这人的身材高矮胖瘦、肤色、长相、口音，生理上或行为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等等。”

说着，他就开始给学员们做示范，嘴里在讲某个人的相貌有什么特征，手里拿着粉笔，把有这种特征的人的形象很逼真地在黑板上画出来。

学员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都听说钱壮飞善于书画，这下子才算真正领教了。

钱壮飞让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讲课：“同志们，我们做保卫工作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要把敌人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摸清楚。如我们要进攻敌军占领的某城市，就要事先详细侦察调查当地设有那些反动的机构和团体，每个单位的名称是什么？驻在哪一条街上？门牌号码是多少？这些机构里的人员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变动？守城的指挥官是什么出身？”

学员们开始交头接耳，有的惊讶地问:“要弄清楚这么多情况啊？”

“对，都要弄清楚。”钱壮飞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道：“如果是行伍、土匪出身的，或是学生、文官出身，或是靠裙带关系当官的，没什么作战经验，就不经打了。甚至连敌军指挥官家庭成员的情况，也要调查了解得越详细越好。”

“要是没有搞清楚怎么办呢？”一个学员大着胆子问。

“当然要挨批评了。”钱壮飞看了他一眼说：“所以我们侦察时一定要特别细致，不但要调查敌人党、政、军、特等反动机构情况，还要注意和重视了解敌占区的商会、学校、公众团体、保甲长，特别是敌人的报纸等有关情况。”

真难啊！学员们发出一片叹息声，他们的表情证明他们心里对这份工作产生了一些畏难情绪。

“这就难住你们了吗？”钱壮飞语气不自觉严厉起来，“更难的恐怕还在后头呢，到敌占区去搞侦察，搜集情报，还要干预到那些特务、流氓黑社会人物集中和藏身的茶馆、戏院、妓院、赌场等公共场所，还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寺庙、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去，学会同各式各样的人物打交道。”

“啊，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我可去不了！”有一个学员直接喊起来，有几个学员跟着附和，课堂上一时有点气氛紧张。

“工作需要，不去不行，我们搞情报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我们可以干。”钱壮飞铿锵有力地说，他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在座的学员，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对这些地方，不要人还没有去心里就先害怕，那里也是战场，要有龙潭虎穴也敢去闯的勇气和决心。当然，深入到那种地方，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要受敌人的欺骗引诱以至腐蚀。如果是你们在那里出了问题，回来要受到加倍的惩处。”

大家都不说话了，教室里一片肃静。

钱壮飞可能也觉得自己太严肃了一点，就转到另一个话题：“为了迷惑或摆脱敌人，我们还要要善于化装，我到苏区来的时候，就化了好几次装。要装什么人像什么人，不要三不像。只要有一点不像，露出破绽，敌人马上就会发现你，还能完成什么侦察、保卫任务？必要的时候要化装成女人，而且要像真女人。”

大家听到最后两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课堂的气氛又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钱壮飞等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讲课。他说保卫工作人员，在找人谈话或审讯时，不要当对方面在本子上作记录，表面上要若无其事，脑子里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尽可能把对方谈话内容完整记住。这样对方就不大有顾虑或过分紧张，而且也不大会失密、泄密。有些非记录下来不可的内容可在谈话后追记。如谈话时间较长，也可利用去解大小便之机背地里做追记、补记。

钱壮飞还特别提醒学员，保卫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党、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首长的安全，这是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也是最使敌人害怕的工作。敌人千方百计地用金钱、美女等手段来收买、腐蚀我们的干部战士，而一旦捉到我们的保卫工作人员，就恨之入骨地马上杀掉。所以我们党对于挑选、培养和任用保卫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每个保卫工作人员都必须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钱壮飞的课上得太精彩了，一堂课下来，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他只好留下来，耐心地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后，才离开了教室。

保卫局的干部、战士大都是从红军作战部队或红军学校选调出来的年轻的党团员骨干。他们政治上坚定可靠，忠实积极，但不少人只想上前线杀敌，对做情报、保卫工作不安心。

钱壮飞用自己的经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识做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教育保卫干部的方式其实就是循循善诱，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钱壮飞在保卫局工作期间，后来担任保卫队副队长的张文碧刚调到保卫队时，因为对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一直很不安心。

有一次，保卫局随部队在粤北南雄打了一仗后，到了赣南兴国县苏区，张文碧就向钱壮飞提出要求回部队，上前线去打仗。

钱壮飞于是就找了空闲时间，找张文碧个别谈话。

那天，他穿着一件对襟布扣的中式短褂，两手插在褂子前面的荷包里，见到张文碧，神态很随和地问：“你究竟为了什么理由非要到部队去不可？”

张文碧倒是直言不讳：“保卫局这里不打仗，我当红军就是要到打仗的地方去。”言外之意就是说，这里是保命怕死的人呆的地方，有什么意思！

钱壮飞听了他的话，也没批评他什么，只是笑笑说：“你再好好考虑一下，难道我们保卫局的这些同志们都是保命怕死的胆小鬼吗？”

后来部队继续行军，从会昌一线回到兴国、宁都一带。部队驻扎在宁都城外，这时候张文碧又向钱壮飞提出不干了，要求调离保卫队去前线打仗。

钱壮飞这一回可不客气了，他让张文碧在桌子边坐下来，然后从荷包里变戏法一般地掏出一个很小的本子，翻开来在张文碧面前扬了扬，语气严厉地说：“上次你讲了些什么话，我这里都记下来了。” 原来上次钱壮飞找张文碧谈话时，手插在荷包里，悄悄地在小本子上记录下他讲的那些话。

张文碧看着钱壮飞手里的小本子，一下子惊呆了。他早就听保卫局的同志说过，钱壮飞有一套能在口袋里暗中笔录谈话内容的绝技，这下他总算领教了。

“你看不起党的保卫工作，认为保卫局的同志都是保命怕死的胆小鬼，这是非常错误的。”钱壮飞见真主了张文碧，就收了小本子，乘热打铁继续严厉地说道，“上前线打仗是同公开的敌人斗争，我们这里是每时每刻都在同秘密的敌人打仗，比较起来更加复杂困难。党挑选我们参加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一定要安心地在保卫局努力工作，以后再也不许提要走的事了。”

钱壮飞这番严肃又诚恳的批评教育，使张文碧心服口服，从此打消了要求上前线的念头。

（五）

1933年12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与后方二局合并成立新的军委二局，人员增加，共有七部机器工作，规模比以前大了许多。

钱壮飞改任中革军委二局的副局长，局长是曾希圣，对于这次职务变动，他一点没计较，愉快地接受了上级的任命。

那天上午，冬日的暖阳很灿烂。刚上任的局长曾希圣特意在会议室里安排了一个钱壮飞与新二局同志们见面会。

“同志们，这就是钱壮飞的同志。”曾希圣指着钱壮飞这样介绍道，“他智勇双全，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中央，保护了周恩来等领导的安全，立下了奇功。”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二局的同志都在情报战线工作，有几个人早就听说了钱壮飞的大名，但今天才算见到真人，所以十分激动。

“以后请同志们多关照。”钱壮飞被曾希圣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

“钱壮飞来我们二局，是我们二局的荣幸！”曾希圣也很激动，作为红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深知有了钱壮飞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二局的情报工作会更加出色，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大。

同志们又使劲鼓起掌来，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钱壮飞身上，这个传奇一般的人物现在就坐在他们面前，多少让人感觉有点不真实。

见面会结束后，曾希圣带着钱壮飞去看给他安排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只是一间土坯房，看起来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桌子，一部电话，还有一部电台，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里面还有一张床，累了可以随时躺下休息。

“还满意吗？”曾希圣问。

“满意。”钱壮飞环顾了一下房间，“比我在后方二局的条件要好多了。”

“那当然了，新二局是鸟枪换炮了。”曾希圣笑了起来，“二局现在很重要，连毛主席、朱德总司令都很重视我们这个部门，可以这么说，二局就是红军的眼睛。”

“你说得对。”钱壮飞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伸手抚摸了一下那部有些破损的电台，“我们要把情报工作做好，让红军拥有一双千里眼。”

“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啊。”曾希圣真诚地说，“苏区情报专业人员奇缺，设备又少，这项工作又极其重要，你我肩上的担子都不轻啊。”

“我们一起努力吧，路总是越走越宽的。”钱壮飞说。

军委二局成了红军中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单位，在二渡赤水以后，毛主席就开始亲自主管军委二局。但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它的规模并不大，总共只有几十个人。

在曾希圣和的钱壮飞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就是这几十个人，凭着缴获的那几台小功率电报收报机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听，一路搜集敌人的电报，一次次破译成功，摸清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及时给军委提供决策情报。可以说，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二局的掌控之中。

1934年冬的一天，钱壮飞在缴获的敌人电报底稿中，发现了一份国民党某师致另一师的密码电报，其中有20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

他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满怀兴奋立即和译电员研究翻译，把破译的字填上去作据点，前后连句。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也亲自参与分析推敲。大家夜以继日，终于把这份密码电报全文破译了出来。

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份作战命令，内容十分重要，军情十分紧急，分别发往鄂豫皖和湘赣根据地。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根据这份情报，部署部队出击迎敌，都奏响了凯歌。从此，红军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密码战。

钱壮飞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要求，除了积极抓好后方二局的全面建设，还亲自参与具体的业务工作。

他不仅能研究破译敌人的密码，还编制了我们党自己使用的密码。国民党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中共派张云逸赴十九路军开展工作所携带的密码本，就是钱壮飞编制的。他还曾一连破译敌人100个密码，并为之取名“百美图” 。为此，军委开了庆祝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祝贺，表扬了钱壮飞，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在二局，钱壮飞可能是最忙的一个人。他的办公桌上常常是摆满了地图、绘图仪器，他总是忙个不停。一盏桐油灯摇曳出来的橘黄的灯光，常常陪伴他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虽然情报工作如此繁忙，但钱壮飞总能安排得恰到好处，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忙而不乱。他又是个相当爱整洁的人，办公后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二局的同志眼里，钱壮飞是一个标准的工作狂。他的精神很好，经常和二局的同志们一起，每天工作到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也不知疲倦。每天，他都要复写无份情报分送中央、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后又增加一份送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得把每天的情报标在图上，用英文注音，这样李德才看得懂。在这些情报后面，他还要绘制敌人行动位置图，也经常绘制敌人军事部署的图表。

他绘制的图表非常出色，受到项英同志的称赞。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回到瑞金后，也称赞钱壮飞地图绘得好。

在曾希圣、钱壮飞等同志的领导下，二局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工作人员逐渐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后来的几次反“围剿”战斗及长征中，二局向党中央、中革军委提供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红军有屡建奇功的电波侦察，钱壮飞可谓功不可没。

（六）

钱壮飞到苏区不久，李克农、胡底也相继来到中央苏区。钱壮飞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部长，李克农也在国家保卫局任职，胡底任总政俱乐部主任兼保卫部科长。

保卫部与俱乐部常住在一起，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这当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龙潭三杰”又走到了一起。他们通力合作、配合默契，很快在苏区有了“红军三杰”的雅号。

钱壮飞比胡底略高、略瘦，白皮肤，面形较长。钱、胡二人都留有胡子，胡底的胡子两边向上翘，钱壮飞的胡子边角整齐，像把小梳子扣在嘴上。

钱壮飞不爱讲话，更不爱大声喧嚷，也很少看到他放声大笑，在这些方面，恰与胡底成了对照。但他也幽默、和悦，爱开玩笑。

1932年2月，红军打赣州，部队住在赣州东之三江口。

一天，阴雨连绵，钱壮飞在床上休息。和他住一个房间的在总政俱乐部工作的潘望峰穿一件纱背心，在屋里走来走去。

钱壮飞就对他说：“你怎么穿这么少，不怕冷吗？”

潘望峰说：“我壮嘛，不怕冷。”

钱壮飞说：“你壮，要是扳手腕，恐扳不过我。”

于是两人就扳起腕子来。钱壮飞躺着，潘望峰站着，连扳了几次，潘望峰都扳不过他，心里很是纳闷，就问他：“看你骨瘦如柴的样子，怎会有这大力气，不知你练过什么功？”

钱壮飞呵呵一笑：“这个嘛，你自己去猜了。”

钱壮飞从白区来到苏区，由城市上层社会生活改变为艰苦的农村生活，开始是不习惯的。为了革命需要，他脱掉皮鞋穿上草鞋，脱下西装换上军装，尽量使自己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他不仅能自觉吃苦，自觉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而且常和同志们一起利用业余时间种菜。工作之余，他还到驻地的红军家属和贫困户那里，帮助砍柴、挑水、锄草。

冬天每人发一床很薄的棉被，有盖的没垫的。在南方冬天没有取暖设备，最多是在办公室搞一盆木炭火放在中间。

钱壮飞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和二局的同志们一起吃饭，因为敌人经济封锁，没有盐吃，粮食也有定量，每人都吃自己的定量，叫“包包饭”。 “包包饭”就是用当地一种长阔叶的野草织成草包，每人一个，每人每天按定量把大米放在包里煮，包上写上名字，吃饭时各人取自己的饭包。有时一天只吃两餐。菜也少，铁制的小盆连底都盖不住，油更是没有的。

除了过年过节可以吃到肉食以外，平时都是吃蔬菜。菜里没有盐，钱壮飞就在蔬菜里放很多辣椒。他当时常为总政办的《红星报》画漫画，有了稿费就买大量的辣椒磨成辣子酱。钱壮飞除了会抽香烟和特别喜欢吃辣椒外，生活上十分俭朴，一点也不特殊化。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有“三不”规定：“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辣椒。”这是青年团对青年的号召，在年长的人中间也推行。在前方的时候,由于部队的给养情况不很好,战士都爱吃辣椒,吃辣椒也带来一些问题。那时贺诚是前方卫生部长,就下命令全军禁吃辣椒。

钱壮飞是学医出身,就在墙报上写文章反对,举出辣椒有什么好处，吃辣椒有什么好处。贺诚也在墙报上写文章反驳他。两个医生，大打吃辣椒的笔墨官司。结果还是卫生部长输了,战斗员都拥护保卫局长的意见。

钱壮飞是喜欢吃辣椒的，他和胡底两个人一顿饭要吃上斤把辣椒。他也抽烟。他抽烟没人管，但吃辣椒就有人干涉他。

有一次，当时在青年团工作的康克清看到他在炒辣椒，竟然走上前去，不容分说把他炒好的一盘辣椒给倒掉了。

他很恼火，和康克清等几个年轻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对他们说，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把我们这些人也拉进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这辣椒吃多了不好，吃那么一点也不是不可以。这辣子是可以作药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酒不是不能吃吗？可是很多药里都离不开酒。你们不是要打针吗？打针要消毒，这个酒精比酒还厉害呢！你们不是禁止吃酒吗？这主要是量的问题，都是有利有弊，不能把它绝对化。比如粮食，人都是要吃的。不然不就饿死了吗！哪个人不吃饭都不成，可是你吃得过多的话，就可以胀死。这不是非吃不可的东西吗？这些你们青年人还是可以搞，不要搞得过分了。

钱壮飞一方面给他们讲卫生知识课，也给他们讲辩证法。他讲得是那样生动具体，使青年团的几个年轻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知识。这也是反映当时青年团是在那种“左”的情况、教条主义情况下，做事喜欢一刀切的毛病。爱吃辣椒的钱壮飞挑战这样的教条主义，也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1934年八一节前，由于业务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绩，二局搞了个庆祝，周副主席也来了，买了一些肉食改善一次生活。

在生活困难时，大家忘不了吃掉钱壮飞一罐猪油的事情。因为钱壮飞能给干部讲科学知识，军事图表绘得好，又喜欢写剧本，当演员，可谓多才多艺。军事顾问李德看上了，派他去前线，想让他作出示范。

临行前，钱壮飞把一些用不着的东西送人了。二局的几个同志瞄准了他的一罐猪油，认为去前方生活要比后方好，于是公然把他的猪油分吃了。

长征的时候官兵关系、同志关系亲密得很。钱壮飞平易近人，一到休息的时候，钱壮飞给战士们讲故事。战士们都很愿意接近他，经常围着他，想听他讲。

有一次行军途中部队休息，战士们又不自觉地围拢到钱壮飞身边，一齐嚷嚷着要他讲故事。

钱壮飞呵呵笑了笑，抬头看了看夜空。正是夏夜，满天的星斗在天空中闪烁，显得辽远而深邃。他感觉找到话题了，指着天空，对战士们说：“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一讲星星的故事，好吗？”

“好啊，好啊！”战士们一下子兴奋起来。这些红军战士都出身贫苦家庭，基本没读过书，对天上的星星是天天能看到，就是一点也不了解。

钱壮飞清了清嗓子，指着西边天空中的几颗星星说：“你们看到那几颗勺子一样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斗星。你要是迷路了，可以看着它走路。”

战士们仰着头，看着那勺子一样的星星，嘴巴里都发出惊叹：“真的吗？”

钱壮飞说：“当然是真的，这个北斗星共有七颗星组成，在现代天文上是属于大熊座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七颗星在北方的天空是比较好认的，斗勺四颗星靠近北极方向，斗柄三星在外。北半球星星绕着天北极顺时针旋转，因此，我们在不同时候观测北斗星时，它的位置会有不同。但你可以记住一句中国老话：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也就是说，在春季夜幕黄昏时，你可以看见斗柄指向东方，后面往下依次类推。这时候你就可以顺着斗柄的方向找到斗勺。如果你所在地的纬度足够高，那也可以整夜看见它。 ”

战士们都听得呆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天上的星星还有这么大学问，觉得钱局长肚子里装的知识太丰富了。

钱壮飞又指着天空那颗最亮的星星问战士们：“你们知道那颗星叫什么吗？”

“启明星吧？我爷爷跟我说过的。”一个战士略带羞涩地说道。

“对，你说对了。”钱壮飞高兴地说：“启明星又叫长庚星，就是金星，在太阳落山时的西方，拂晓的东方每天两次。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外最亮的星，亮度最大时比全天最亮的恒星天狼星亮14倍，古时候人称它为“太白”， 罗马人则称它为维纳斯，就是爱与美的女神。人们把黎明时分的金星为启明星，傍晚时分的金星为长庚星。金星可是我们地球的姐妹星啊，看起来很相似的。” 

“那启明星上也有生命吗？”一个战士问。

“我倒宁愿它上面也有生命，那多美啊。”钱壮飞对着那个提问的战士呵呵一笑，“太阳系里共有九大行星，与地球靠得比较近的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地球上有人，有生命，其它星球上是不是也有人呢？到现在还没有人搞得清楚，据说火星是有人的。火星上的生命可能比我们还发达，就是没有联系上。在银河系里，有星球可能有人，并不是只有地球上才有人。”

战士们托着腮帮子，仰望那颗悬在天边的启明星，一个个听得入了神。

“看到启明星，我们就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钱壮飞幽幽地说，仿佛是在鼓励战士们，也是在鼓励着自己。

第八章 红色设计师

（一）

钱壮飞多才多艺，尤其是书画设计等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他书画设计等方面的独特才能，到苏区不久就显示了出来。

有一次部队开拔到于都驻扎下来，俱乐部门口两侧有两块粉白的墙，总政俱乐部负责人胡底突发奇想，他打算在墙壁的一侧画一幅中国地图，把各苏区涂上红色，在另一侧写上《优待红军家属条例》。

他把任务交给了潘望峰。

潘望峰找来一张地图，就照着地图画了起来。

地图将画成时，钱壮飞正好经过这里。他看了看地图，对潘望峰说：“你画的地图不像。如浙江省的那条江，是靠北部，上游向西南斜。浙江省的版图，江北有三分之一，江南三分之二，你把那条江画在省的中间了，哪里还像？”

潘望峰很惊讶：“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啊？”

钱壮飞呵呵一笑：“我是浙江人嘛。”接着指点他：“要画苏区根据地，就只要画中国东南部，才显得苏区广大，你画全中国，就显得苏区小了。”

潘望峰点头称是，马上照着钱壮飞的指点修改了起来。

还有一次，钱壮飞给总政俱乐部设计了一幅宽大的幕布，是粉红色绸布底子，草绿色荷叶折皱边。他以艺术隶体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1个大字，用黑绒布剪下贴在幕布上，字的摆法是W形。整个幕布显得庄重大方，新颖悦目，人人看了都说好。

有人问：“为什么字的摆法成W形？”

他说：“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W是王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这是为纪念王稼祥在总政治部当主任的意思。”

钱壮飞学识渊博，他在无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编写了一本《化学常识读本》，将军人应懂得的一些化学知识都写上去，印发给各军团、军区、独立师，供指战员学习。

钱壮飞善于书画，左、右手都能写字，中央机关开重要会议时用的会标、标语都让他来写。他最值得骄傲的一幅书法作品应该是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题写刊名。

《红色中华》报是当时苏区最有影响力的一张报纸，经常发表社论，是红军行动的风向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还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后定名《赤焰》，发表红军战士的诗歌、散文、话剧和宣传画等，比如李一氓创作的小说《南昌起义的故事》、李伯钊创作的歌词《红军家属王二嫂》等均发表在《赤焰》副刊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红色中华》总共出了264期，成为中央苏区及红军战斗生活永恒的记忆。 

钱壮飞对漫画创作也有相当的造诣。作为《红星报》的特约漫画家和兼职美术编辑，他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他常常为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经常创作漫画，内容多是反帝斗争的题材，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教育自己的同志。

他有一幅漫画是这样画的：一棵老枯树上有几个鸟巢，巢中住着几个帝国主义分子，树根处有一工一农用锯子正在锯树，锯条是铁的，象征铁的红军，树根处已锯开了裂口，如果大树倒下，帝国主义分子就会摔死。反映了铁的红军一定会打败帝国主义的主题，以鼓舞苏区军民的斗志。

他还创作了一幅漫画，名叫《打狗图》。画面上，一个战士踩在狗的腰部，两手揪着狗尾巴，一个战士举棍猛击狗头。以此比喻：红军的守备部队和攻击部队担负的任务同样重要。这幅漫画刊出后，对后方的战士，特别是一心要到前线打仗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针对当时部分战士用剩饭自己养鸡而集体的鸡又常常挨饿的情况，钱壮飞在墙报上画了大、小两只鸡：母鸡没粮吃，在哭；小鸡吃得饱饱的，在笑。画旁还注了一行字：只见小鸡笑，不闻母鸡哭。这幅漫画的寓意很明白，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评在军队中个人养鸡不好。这样，原来养鸡的同志也自愿地不喂了。

（二）

1931年9月，钱壮飞调任红一方面军军医处处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说彭德怀找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心里忐忑不安地跟着警卫员来到了彭德怀位于叶坪东侧的办公室。

彭德怀见他走进来，连忙起身迎接：“你就是钱壮飞同志啊，我早已听说你了，来，快坐下。”说着，拉过一条凳子让他坐下来。

钱壮飞坐下来，看着彭德怀，高兴地说：“彭总，我在白区就听到你的威名了，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呵呵，我哪有什么威名啊。” 彭德怀呵呵一笑，拉过一条凳子在他对面坐下来，“你大智大勇，为我们党立了大功啊，没有你截获的情报并成功传出来，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钱壮飞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这是我应该做的，每个人在那个时刻都会有这样的选择。”

“好样的，”彭德怀高兴地拍了拍钱壮飞的肩膀，“听说你是个全才，书画都很好，还会搞建筑设计，是吗？”

“书画一般，建筑设计也只是业余爱好。”钱壮飞看着彭德怀，心里泛起疑惑，不知道彭总为何一来要问起这个。

彭德怀呵呵地笑了笑：“我叫你来，是给你派任务的。”

钱壮飞赶忙站起身，立正：“请彭老总指示。”

彭德怀抬手示意他坐下，和蔼地说：“中央决定11月初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可是件大事情啊，为了显示隆重，7日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可以称得上是开国阅兵，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肯定具有非凡的意义。但我们苏区条件艰苦，连一个检阅台都没有，现在呢，我们就要自己来建一个红军检阅台。红军打仗个个勇敢，但要搞建筑就没几个人懂了，听说你搞过建筑设计，我们真是如获至宝啊，我想把设计这个检阅台的任务交给你，你看如何？”

“这么重大的任务啊！”钱壮飞听了，一时愣住了。

“怎么，有什么顾虑吗？”彭德怀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我就是担心自己设计得不好，耽误了大事。”钱壮飞搓着手。

“没关系的，时间还很充足，”彭德怀拍拍他肩膀，“另外，还有个人可以辅助你，他叫梁柏台，搞过建筑，是个行家，我们想让他负责检阅台的施工。你先设计，大家再凑到一起讨论修改，你看如何？”

“那好吧，我试试。”钱壮飞下了决心。

彭德怀满意地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钱壮飞的手：“壮飞，那就辛苦你了！”

“请彭总放心！”钱壮飞郑重地回答，目光里露出自信和坚定。

回到军医处，钱壮飞就开始着手查找资料，走访有关红军官兵，为检阅台的设计做准备。

经过数天的奔波搜寻之后，钱壮飞对苏区和工农红军了解得更深了。苏区是从1930年10月开始形成，到1931年9月，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发展成拥有永新、兴国、宁都、乐安、南丰、广昌、瑞金、遂川等31个县大片领域，并与与闽西、湘东南根据地联成一片，迅猛的势头令人欣喜。但苏区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军队和两广、湖南等军阀，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各苏区。从去年11月至到今年9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约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取得了3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6万余人，缴枪4．7万余支。

在这三次重大胜利的鼓舞下，中央决定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要把它作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公开亮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对立的一面旗帜，去极大地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和苏区根据地。

这是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而作为大会期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这是对国民党反对派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也是对苏区军民的一次巨大鼓舞。由他设计的红军检阅台，将担负着一种别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猛然间，他感到肩头承受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感到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的专业是医学，建筑设计完全是兴趣，倒现在为止也没做过什么正经的设计。但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对他来说，真的是一场挑战。这次设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没有任何的退路，只有勇敢地迎接这样一个特殊的挑战，一如他在白区时面临的生死考验。

一连好几天，他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眼睛熬红了，桌边的废纸篓里都堆了老高。

他又抽空去叶坪的广场上考察了一番，比划了尺寸，记录下了相关数据。一个设计的框架在他的头脑里渐渐成型了。

那天晚上，在接连画了几个草图之后，红军检阅台的雏形跃然纸上。

“就是它了！”钱壮飞在最后一张设计草图上猛拍了一下，兴奋地说。

到彭德怀那里送设计图纸的那天早上，钱壮飞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他这个业余设计者的第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到底怎样。没想到，彭德怀看了拍案叫好，说这个设计太有创意了。随后，彭德怀也提出了一些细节上的问题，钱壮飞拿回去又做了多处修改，最后的红军检阅台设计图在苏区中央领导那里也获得了一致通过。

两个月之后，一座造型独特、壮观气派的红军检阅台竣工了。这座检阅台是砖木结构，悬山顶，占地78平方米，在苏区算是很有规模的建筑了。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隆重举行，这个祠堂建于明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这天上午，“开国阅兵”如期举行，彭德怀同志任阅兵总指挥。早上7时，阅兵仪式开始，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一队队扛着钢枪、抬着钢炮的红军战士，一队队持大刀、扛梭标的赤卫队员，迈着刚劲的脚步向着检阅台走来。

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顾作霖、周以栗、林彪、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站在检阅台上，高兴地向这支威严的人民武装频频挥手致意。参加首次阅兵的部队来自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各军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警卫部队的代表，闽赣两省附近各县的赤卫队，还有模范少先队的代表。场面宏大，很是壮观，口号声、欢呼声顿时响彻云霄……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尽管当时阅兵仪式比较简单，但在我军阅兵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看着落成的检阅台，看着站在检阅台上的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钱壮飞不免感慨万千，这次红军大阅兵对正处在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中残酷斗争环境下的苏区军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如同一声春雷催生了万物，苏区军民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一种自豪感在钱壮飞的心里油然而生。他感觉自己是幸运的，所做的工作都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在白区，他靠自己的有勇有谋挽救了党中央。来苏区才几个月，他就能设计红军检阅台这么重要一个建筑物，一起迎接和见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神圣时刻，谁还能比他更幸运呢？

 阅兵典礼刚刚结束，突然，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轰炸机，朝瑞金县城低空飞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接连对赣南中央根据地发起了三次“围剿”。尽管这些“围剿”全部被红军粉碎，但在中央苏区周围仍驻扎着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 为防空袭，谢氏宗祠和检阅台都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设了假会场……

 敌机 见城内城外空旷无人，敌人的飞机只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随后又把设在福建长汀的假会场炸成一片火海。

当天下午2时，应邀参加阅兵仪式的610余名来自中央苏区、各根据地、红军部队、白区的代表，以及海员代表，中国朝鲜族、京族的代表，纷纷前往叶坪村的谢氏祠堂，光荣地出席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仪式。他们因此都幸运地成为了共和国摇篮诞生的历史见证人。

会场内，主席台左右垂挂有两个落地条幅：左书“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右书“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另有红四军的宣传标语“拥护全苏大会”“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及其醒目地张贴于主席台的下方。

这次大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国大典”，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成立，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00多位代表，代表所辖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这个一切权力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的红色政权诞生的消息，被同时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传向世界。

在这次大会上，瑞金被定为首都，成为全国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但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就在上海开会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认为，不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本条件。

      11月20日，“一苏大会”结束。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的一片小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首任主席，项英和在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为副主席。从那时起，“毛主席”这一称呼就叫响了。

（三）

1933年，为迎接“二苏大”的召开，钱壮飞又接到中央委派给他的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设计红都5大建筑的任务，即负责设计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博生堡、公略亭等富有苏区特色的建筑物。

红军检阅台设计的成功，已让苏区军民对他建筑设计方面的才能有了深刻印象，这些重要建筑交给他设计，大家都很放心，也很期待他的那些奇思妙想变成实实在在的建筑物。

工程具体施工等事宜由二苏大会筹备委员会工程所负责，要求几大建筑以便赶在大会前峻工,向大会献礼。

设计中央大礼堂，对钱壮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这么一个复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即使是专业的设计师也要破费一番脑筋，何况他这个“业余”设计者呢？

但钱壮飞喜欢挑战自己，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决心。有了设计检阅台的经验，他对自己的设计能力有了信心，所以在接受任务时，他就做好了挑战极限的准备。

此时，他已经调任中央军委后方二局任局长，白天的情报工作十分繁重，他只能牺牲晚上的休息时间，找材料，画图纸，一遍遍修改设计方案，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埋头于设计图纸中。因为点的是桐油灯，光线很暗，他本来就戴着眼镜，到后来，眼睛近视的程度更深了。

中央大礼堂的设计方案经过钱壮飞数十天的苦心设计完稿后，交给了二苏大会筹备委员会工程所，人们都被钱壮飞的设计才华惊呆了，因为，设计图纸上所展现的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央大礼堂应该有的模样。

1933年8月1日，中央大礼堂正式动工修建，地址选在沙洲坝老茶亭村的一块很宽敞的空地上。

老茶亭前开始大兴土木，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广场上一片繁忙景象。广场上最忙的人是钱壮飞。此时，这位医科学校毕业生，居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和他搭档的是建筑专家梁伯台同志，两个人的合作已经是第二次了，配合起来很是默契，有时候点点头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大礼堂在兴建过程中，江西、福建工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竞赛活动，涌现了许多加班加点不要报酬的动人事迹。

根据钱壮飞设计的图纸，工程进展相当顺利，年底就竣工了。竣工那天，二苏大会筹备委员会工程所的同志还特意请了毛主席到场讲话。毛主席表扬了参加建设的工人同志们，也表扬了钱壮飞的设计，主席说，这个大礼堂太漂亮了，能代表整个苏区形象。

矗立在人们眼前的中央大礼堂是一个中西合璧气势宏伟的建筑物，座北朝南，占地1500平方米。

正门上首嵌有苏区“秀才”黄亚光书写和设计的楷书红色浮雕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国微和地球仪，两旁嵌有军旗浮雕，礼堂内部空间上采用十八棵冲天的巨树作顶梁柱，分为上下两层，楼面成回廊式，并立有阶梯式楼座，楼下成半圆型排列着五人条橙，有十七道绿色的双合大门供与会者疏散进出，无论是采光、通道还是音响效果都很好。

从空中俯瞰整个大礼堂就象一个巨大的红军八角帽镶嵌在那绿色的原野上，象征伟大的工农红军，给人以一种颇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也是钱壮飞的巧妙构思，在设计初稿的时候，他的头脑中就浮现了这样的图案，他觉得只有这样的图案才能代表大礼堂的实际功用和精神内涵。

礼堂的后面紧挨着建有一排防空洞，可以容纳与会的2000余人进入，一旦拉响空袭警报，礼堂里的人可以很快地通过十七个门疏散于此，适应了反“围剿”战争的需要，设计造型既制造了空间，又耐人寻味。这样别出心裁的设计和建造即使在高科技的今天看来也是别具一格的，更何况是那个艰难困苦的红军时代的产物。

钱壮飞在中央大礼堂的建筑设计中，将革命主题内容与实用功能、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显示出设计者的革命性格和艺术才华。中央大礼堂的设计又一次让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获得了上至党中央领导，下至苏区军民的一致称赞。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此隆重召开，参加的正式代表有693人，候补代表83人，旁听1500人。规模空前，气氛热烈。

人们带着欣喜的心情陆续走进刚刚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不少人被这从未见过的气派建筑震住了，他们啧啧称赞，那种为自己能作为代表，在这样的大礼堂内参加如此重要会议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大礼堂内的墙壁上，张贴着《大会规则》《通知》和《工作日程》，四周则悬挂着 “中国工农解放万岁！” 、“扩大铁的百万红军”、“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三角标语旗，将整个大礼堂装点得红红火火，也点燃了人们心中火热的革命激情。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报告》。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连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2月1日，“二苏”大会圆满落幕。钱壮飞设计的中央大礼堂也和“二苏”大一起载入了史册。

（四）

在钱壮飞设计的苏区6大建筑中，最富有特色的莫过于红军烈士纪念塔了。

红军烈士纪念塔座落在位于叶坪乡的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东北端，是一段鲜血凝固的历史，是万古长青的建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次会议决定，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为的是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

   钱壮飞接到设计任务的时候，离工程开工只有短短的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时间不等人，他马上进入了构思状态。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相比较中央大礼堂来说，内部结构简单了许多，但设计理念却显得非常重要，纪念塔以一个什么样的外型呈现出来，整座纪念塔要表达什么，成了全部设计环节的重中之重。

一连好几天晚上，钱壮飞都无法入睡，他辗转反侧，在寻找着那个独特的造型。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他心潮起伏，难以压抑心中的悲愤和激动，他似乎又听到了战场的枪炮声，厮杀声，仿佛又看到了战士们冲锋陷阵的身影，看到了伤员们头上扎着的热血的绷带，看到了战友痛苦死去的神情……

在二局钱壮飞的宿舍里，昏暗的桐油灯一直在摇曳着微弱的灯光，靠在木板床上的钱壮飞眼睛半睁半闭，思绪飘得很远。

他想到了他有一次偶然认识的瑞金沙洲坝有个叫杨荣显的老人，他有八个儿子，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他毅然响应政府扩红的号召，全部都送去参加了红军，不幸的是，八个儿子无一生还，全部战死沙场。杨荣显老人，在弥留之际，没有一个儿子送终。那是怎样的悲痛，又是何等的豪情！苏区人民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太大，奉献了太多啊！

瑞金全县仅有二十几万人，参加红军的就有四五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甚至14、15岁的红小鬼都加入了革命队伍，其中，为革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一两万人。

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苏区人民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攻击，对红军家属和普通群众也肆意捕杀，很多地方都成了“血洗村”、“无人村”，其惨状，可以用“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来形容。

想到这里，钱壮飞忽然眼前一亮：有了！有了！他找到了纪念塔的设计灵感了！

他立即翻身下床，来到书桌边，拿起笔匆匆地画了起来。

不一会儿，一颗高高矗立的炮弹型的纪念塔身就出现在稿纸上……

8月1日，红军烈士纪念塔破土动工。

工程刚开始，在中央苏区就掀起了一股自动募捐的热潮。中国工农红军残废院捐大洋二十一元二角九分六厘；直属医院政治部捐大洋八元七角一分；一军团八月三十日来电，已集中捐款二百四十元……

在这些募捐队伍中，叶坪村的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名叫谢益辉，他唯一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光荣牺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红军烈士塔开始修建后，他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准备买棺材的三块大洋也捐了出来。工程筹备处的同志知道谢大爷的情况，说什么也不肯收，谢大爷激动地说：“你们一定要收下，我连儿子都献给了苏维埃，你们就让我为儿子和其他烈士尽点心意吧！”

就这样，从前线到后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战士，从军人到农民，一双双热情的手，一颗颗滚烫的心，为了缅怀牺牲的将士，他们省吃俭用，在有限的津贴和伙食费里抽出一元、两元、一角、二角，甚至一分二分来支援纪念塔的建造。

四个多月后，红军烈士纪念塔顺利竣工，苏区军民争相前来瞻仰观看。

这座塔高13米，整个外形象一颗炮弹，其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塔身正面朝西南，从上到下嵌着七块方形青石板，青石板上阴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黑体大字。炮弹形的塔体由砖石垒筑，外表粉刷了水泥砂浆，并在砂浆表面嵌有无数小石块，象征着无数个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的理想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烈士的鲜血凝结而成。塔座为五角星体，全由红条石垒砌，五角之间，建有登座的台阶，阶梯5个，均为9级，面宽约1米，用红条石砌成，从地面5个方向，可直通塔座台面。阶梯两旁还立有约0.7米高的石柱，在塔座四周立有10块碑刻，分别镶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洛甫、王稼祥、凯丰、邓发等领导人的题词和建塔标志共十块碑刻。主体造型是一颗直射蓝天的子弹，上镌刻朱德总司令手书“红军烈士纪念塔”，塔身上镶嵌着无数小石子，象征无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对着塔的正面,有一条宽窄适当的红土路,路上用小的白色鹅卵石嵌成“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八个大字，与烈士塔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这八个大字是钱壮飞亲自挥毫写就的。

整座纪念塔庄严雄伟，寓意深刻，表达了苏区人民对先烈的无比崇敬和怀念。这个设计是非常辉煌的，这是当时大家共同的意见。

1934年2月2日，也就是二苏大会闭幕第二天上午8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这里隆重地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走上塔座，他声音庄重地向大家介绍了红军从井冈山以来英勇斗争的经过，在几年斗争中被国民党屠杀的五六十万革命群众，以及红军领袖赵博生、黄公略等同志牺牲的情形。最后，朱德同志用坚定有力的语气号召大家：“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钱壮飞应邀在典礼上报告了设计建设经过。那一连数日的殚精竭虑他没有说，那一堆厚厚的设计草稿他没说，那一夜的心潮起伏他也没有说，只有他知道，是无数烈士的英勇和鲜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现在，他终于可以以这座极富特色的纪念塔来告慰那些牺牲了的九泉之下的红军指战员们了。

安息吧，我亲爱的战友们！钱壮飞在心里默默地说。

（五）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围剿”北路第三路总指挥陈诚，在飞机大炮的引领下，指挥部队一直把碉堡修筑到了瑞金的边缘。

东路军首先抢占瑞金后，陈诚又奉蒋介石的命令，从东路军手上接管了瑞金，负责对整个所谓的赤区实施清洗。

 当陈诚骑着快马来到瑞金叶坪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宽阔的红军广场，高高耸立的烈士塔，建筑讲究的检阅台、大礼堂、烈士塔、烈士亭、博生堡、公略亭，一个个看起来气魄宏大，神圣庄严，把个丛林覆盖着的叶坪村装点得颇为壮观。

陈诚被一种气势震惊了，他惊讶，苏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还能建造起这样讲究的建筑，红军中还有这样设计的奇才，真让他想不到。难怪几次围剿红军都取得了胜利，别的不说，就从这些建筑物上来看，似乎就凝结着一种强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他们取胜的原因所在啊。

陈诚骑着马在这群建筑物之间转悠了三圈，他实在很喜欢这些别出匠心的设计，他真想弄清楚设计它们的究竟是谁？但他他知道，这些建筑物再精美，再好看，他也必须把它们都炸掉。

他让摄影师将这些建筑一个一个拍摄下来。细心的他还要求摄影师从各个角度将红军纪念搭拍摄下来，将10块碑刻一块一块地拍照。

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陈诚下令将这些红色建筑物炸了个干净。

数天后的一个深夜，两个黑影悄悄来到叶坪广场，他们在炸毁的红军纪念塔的一堆乱石里，抬起一块石片，匆匆消逝在黑幕中。

 这两个黑影，就是叶坪村的谢桂生大爷和他老伴。他们搬到的是一块嵌着“烈”字的完整的碑刻。为防敌人追查，他们将碑刻湖上泥浆，翻过来盖在了自家的鸡窝里。这块碑刻由此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陈诚轰炸这些“赤色”建筑，企图从人们心里彻底抹去红色的记忆，但他完全想错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把这些“赤色”建筑留在照相机里的举动倒为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当时，年幼的共产党缺乏摄影器材，而陈诚所积累的图片文字资料（后来由此建立起陈诚资料文库，也称石叟资料文库）却无意中为后人留下极为完备的原始资料。如今，在瑞金叶坪乡修复的“红都瑞金五大建筑”，许多是依照“石叟资料文库”所提供的图片和文字记录按原貌修复的，特别是那座如今耸立在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那一块块碑文，都是按照“石叟资料文库”影像资料复原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看到钱壮飞当年设计的苏区六大建筑杰作。

如今，红军烈士纪念塔已成为红都瑞金的胜景和重要标志，更成为后来人对革命烈士寄托无限哀思的地方。每到清明，学生们总要前来祭奠，中央领导到了瑞金，首先就是要向烈士塔敬献花圈，表达对烈士的崇敬。

    红军烈士纪念塔，是革命烈士鲜血凝固而成的精神之塔，它将永远在人民心目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除了前面几个标志性的建筑之外，钱壮飞还设计了公略亭和博生堡。

“博生堡”和“公略亭”则静悄悄地坐落在广场的一角，就象他的主人生前一样：默默奉献，不事张扬。但赵博生和黄公略这两位早期著名红军战将的名字却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不朽的丰碑上。两座纪念烈士的建筑物内涵丰富，造型别致，艺术性高，堪称国家宝贵遗产。

公略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黄公略是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彭德怀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后曾担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队长、军委书记和副军长；红五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三军军长等职。

毛泽东曾在行军途中，热情盛赞黄公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转移途中，在吉安东固遭到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毛泽东听到黄公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第二天，在兴国莲塘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大会，高度赞扬了黄公略的一生，并在主席台两侧拟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为纪念黄公略，临时中央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设立了公略县。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叶坪广场建造公略亭。

钱壮飞接受了设计任务。他别出心裁地将公略亭设计为三个角，三角型象个“公”字，同时也寓意为黄公略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梁柏台负责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亭中立了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上刻有黄公略传略。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该亭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1955年按原貌修复，彭德怀亲自题写了“公略亭”三字，以示纪念，这三个字依然在纪念馆中保存。现在“公略亭”三字，是模仿“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字体而制作的。1961年3月4日，该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博生堡与公略亭遥遥相对的是青砖砌成的、四方形的博生堡，它厚重端方，呈现凝重朴实的建筑风格。

博生堡是为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光荣牺牲的赵博生烈士而建。1931年12月，赵博生和董振堂率原国民党二十六军1.7万名将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集体加入红军。1933年1月，在江西金溪和南城之间发生的枫山浦战役中，赵博生冒着枪林弹雨率红军将士冲锋陷阵，壮烈牺牲。

有人说红军广场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缩影，这话不假。 

    当年在瑞金流传一首歌谣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证明了那个枫叶正红的季节里所发生的一切。

     瑞金是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当年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有意思的是，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后也曾更名为“瑞京”。

      瑞金郊外的叶坪就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作为新华社前身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 古树遮蔽下的谢氏宗祠至今仍是叶坪最显赫的建筑。走进祠堂，可以看到沿着两边的墙壁，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里面仅容一桌一床。这里就是当年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办公的地方，可以说一座祠堂装下了整个国家首脑机关。毛泽东曾对各部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不在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

而红军广场的格局也仿佛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红军阅兵台──天安门，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钱壮飞如果知道他当年设计的这两座苏区有名的建筑，如今在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都能找到对应，而且气势更加雄伟，他应该含笑九泉了。

  钱壮飞不仅能搞建筑设计,他还有其他的艺术设计才能。一九三四年红军总部颁发的“红星”奖章图案，都是他的杰作。中华苏维埃的和人民委员会的各种印信,银质圆形,都是他设计和监造的。这批银印随着长征，经过抗战，现在完整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成了中国革命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钱壮飞烈士确实是奇才：特工、医生、剧作家、演员、建筑设计家，尤其建筑设计家，相当不容易，因为不但要懂建筑美学，还要懂土木建筑技术，钱壮飞在当时的条件下，克服了一切困难，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苏区设计了这些经典的建筑，也为国家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红色建筑遗产”，成为了红军精神的永恒象征。

第九章 红色戏剧家

（一）

钱壮飞多才多艺的表现，还在于他会编剧本，会演戏。早年他参演过一部电影《燕山侠影》，他和全家人都里面客串了角色，表演才能已初露端倪。

到了苏区，钱壮飞对文艺工作更加热爱，也很内行。早期的红军文艺活动多半只是唱歌跳舞，没什么别的形式，他和胡底等人来到苏区后，对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发钱壮飞创作的激情，也给他许多创作的灵感，他又写又演，很快在苏区的文艺界脱颖而出，成为领军人物之一。

那时俱乐部经常组织晚会演节目，其中话剧占了很大的比重，钱壮飞几乎每次都参加。他在话剧《暴动的前夜》中饰资本家；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饰一连连长；在《今古奇观》中饰财神爷，在《阶级》中饰帐房先生。他还主演过《最后的晚餐》，饰演画家。

工作之余，钱壮飞还编写过《最后的梦》，与李克农合编过《八一》，与沙可夫等合编过《我——红军》，还与胡底合编过《红色间谍》，并与李克农、胡底同台演出。该剧描写一个列宁室主任、机警幽默的红军，奉命打入敌军中，取得匪官信任被提为班长，经过艰苦细致的策反工作，最后带领全班起义的故事，体现了红军情报人员的智慧与勇敢，有些情节是作者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体验，所以生动感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为庆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掀起了“红色戏剧”运动的热潮。钱壮飞作为戏剧活动骨干之一，受中央局委派，与李伯钊、胡底等一起负责组织文艺晚会。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

为了隆重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钱壮飞和李伯钊一起在瑞金组织了12个村的“万人灯会”和文艺大汇演。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瑞金县军民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大会场，举行规模盛大、隆重热烈的提灯庆祝晚会。

会场大厅比白天装饰得更加壮丽。大厅内各根柱子间横挂着铁丝，铁丝上串着许多小电珠。

三角旗和红红绿绿的三角彩纸标语，与这许许多多发亮的小电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

毛泽东、项英、朱德等同志站在主席台上，兴高采烈地与台下群众一起唱歌、鼓掌、呼口号。

文艺汇演也相当成功，在长达14天的演出活动中，有两台令人瞩目的重头戏，即编演了大型话剧《最后的晚餐》和《黑人吁天录》，开阔了“红色戏剧”的剧目题材。

这两台大型话戏，既是打头炮戏，又是压台戏。其中一台《黑人吁天录》（又名《女奴》）的剧本，由钱壮飞和李伯钊一起改编完成。

钱壮飞自己在剧中担任了一个角色，当时才满20岁的李伯钊担任了剧中的女主角，饰演黑奴的妹妹。他们请来了几位热心的客串演员，例如中共元老之一、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演了剧中的法官一角，中央保卫局的执行部长李克农则成了剧中的老地主，胡底和危拱之等苏区名演员都在戏中扮演了角色。

这个四幕话剧是写外国人的生活，开始担心群众接受不了，但演出的效果热烈，观众被剧情深深地吸引。当剧中的农奴奋起反抗，痛打欺压凌辱他们的农奴主及反动官僚时，全场观众竟一齐怒吼起“打！打！打！打倒地主！”的口号，无论是看戏的还是演戏的，都一起进入了角色。

《最后的晚餐》是钱壮飞根据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改编成话剧的，借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标题，戏中的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却全是中国的。

钱壮飞亲自扮演画家。幕启时，钱壮飞扮演的画家正在绘画。画家想把地主、农民、资本家、工人、以及各阶级、政党、军队的代表人物都画在一起，共进晚餐。意思是不要斗争，不要战争，大家相聚为友，和好共处。

正在画时，一个樵夫刘二（俱乐部小刘饰）在幕内唱山歌：

“荷花出水有高低呀，

黄金难买少年时，

花开堪摘只需摘呀，

莫待无花空折枝。”

接着刘二背柴捆上场。

画家看到刘二后，觉得此人面孔和善，悠然自若，想把刘二画在画中，于是便把此画的意义讲给刘二听，并提出要把他画进去。

刘二思索之后，认为不能把自己与地主、资本家、官僚、军阀画在一起。二人争执起来。

这时，一位进步知识分子（胡底饰）走来，问明情况后，就开始批评画家：“你这画是乌托邦的幻想，阶级斗争的调和派，是根本办不到的。”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后，画家才哑口无言，最后把画撕掉了。

演出时，钱壮飞穿西服、结领带，演技颇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底，赵博生领导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1.7万多士兵参加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由于起义官兵大都是北方人，吃不惯江西的米饭，加之红军部队生活艰苦，纪律太严，战斗也更频繁，影响到不少人的情绪。

鉴于这一情况，中央决定加强那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官兵进入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他们了解红军的宗旨和参加革命的意义，以迅速提高其政治觉悟。当时担任苏维埃国家主席和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亲自召集李伯钊、钱壮飞等同志，批示立即组织宣传队去唱歌、跳舞、演戏，以文艺宣传的方式，去起义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李伯钊到瑞金后曾任《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与石联星、刘月华一起，被誉为苏区“三个赤色舞蹈明星”和红色戏剧的“三大名旦” 。

那天，李伯钊接到通知后，叫上钱壮飞一道去中央局见毛政委。

中央局设在叶坪一家祠堂里，李伯钊和钱壮飞进去时，见前厅中间的一张大桌子旁，坐着一位头发长长的男同志，正聚精会神地看着许多白区出版的报纸，一边读还一边用红铅笔在报纸上打上圈圈杠杠等记号。

李伯钊悄悄拉了一下钱壮飞，悄悄地说：“他就是毛政委。”

钱壮飞惊奇地说：“他就是毛政委啊，今天总算见到了！”

两人正要上前，只见一位房东老大妈，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红薯，放到毛主席面前。

毛政委这才放下报纸，站起来对老大妈说：“老人家，谢谢你了，你自家留着吃吧！”

大妈说：“家里还有，你快趁热吃吧！吃完再给送来。”

毛政委忙说：“足矣，足矣！那么我就讨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站在一边的李伯钊和钱壮飞，忙说：“伯钊啊，你们来了，快请坐，一起吃点红薯吧。”

两人有些局促地在毛政委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毛政委将红薯一人分了一个。他看着钱壮飞，问道：“这位同志是谁啊，长得怎么这么像蒋介石？我跟他唱了这么多年的对台戏，难不成他今天找上门发难来了？” 说着大笑了起来。

 “他叫钱壮飞，也从上海刚过来不久，能编会演，是个人才。”李伯钊指着钱壮飞对毛政委说：“不过，在白区的时候，真的有不少人说他长得像蒋介石，他每次进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卫兵都冲他行军礼呢，可谁都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卧底。”

“你就是钱壮飞同志啊，”毛政委也很惊讶，伸过手来握住钱壮飞的手，“我听恩来同志说过，是你在危急关头救了党中央，救了他，你为我们党立了大功啊。”

钱壮飞的脸一下子红了：“毛政委过奖了，那是我应该做的。”

“你来得正是时候，如今苏区正需要各方面人才，你会大有用武之地的。就是这里正如歌子里唱的，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你是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人，这红薯南瓜能吃得来吗？”

钱壮飞说：“红军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既然来了，就什么都吃！”

毛政委连声说好，苏区要的就是这样的同志。

快到中午时，炊事员进来，挪开桌上的报纸，放上了盛着红米饭的竹箩和一瓷盆盐水煮空心菜，外加一小碗酸菜炒辣椒。

他们边吃边谈，毛政委下达了任务，说这次演出意义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从中央局回来，李伯钊、钱壮飞和胡底他们几个骨干成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连夜合作编出了一部多场话剧，题目就是毛泽东的原话：“为谁打仗，为谁牺牲？”钱壮飞和李伯钊、胡底等一共17人的宣传小队，按时赶到了红五军团。

到红五军团后，他们与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副主任左权商讨了工作计划，研究了剧本。他们的指导下，钱壮飞和李伯钊、胡底等骨干通力合作，突击把这部剧排练了出来，将剧名定为《为谁牺牲》。

第二天晚上，他们就为起义官兵举行了首场慰问演出。主演是李伯钊，钱壮飞当仁不让地饰演了蒋介石这个角色，胡底演当兵的。面对陌生的观众，钱壮飞他们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格外认真地演出。

那次演出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平时演戏，一拉开幕，就有人鼓掌，喊口号。这次演出过程中没有一点声响。

当时钱壮飞他们几个心里都在嘀咕，是不是这个戏没演好？不料，过了5分钟，突然掌声响了，戏台下还有人哭，有人喊口号：“打倒蒋介石！” 、“要当红军！”……演出成功了！这是最成功的一出戏。

之后，这出戏先后在红五军团2万多人集中的驻地云集区、关仓下、九堡三个地区演出，每天三场，场场爆满。

戏演到哪里，哭到哪里，只要演戏，下雨天他们也等着看，场场有人哭泣，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

后来，钱壮飞又随剧团一行到左权的十五军，还到十四军、十三军演，差不多演了一个月。

《为谁牺牲》这出戏主要是演给士兵看的，对他们的军官怎么办？为此，中央政府把这些军官调到瑞金叶坪，要求给他们演高水平的戏。于是，钱壮飞与李伯钊一起商量将话剧改编为《黑奴恨》，由李伯钊、胡底、钱壮飞、何叔衡（演农奴主）等演出，这个戏演出的效果也很好，很多军官都感动得流泪。

在慰问演出期间，钱壮飞还跟着剧团同志深入到连队和班、排里去，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对他们中的伤员病号，则是更加关怀，帮他们打水喂饭。使这些远离亲人又长期受欺压的起义战士，享受到革命同志间的温暖，从而促进了他们对党和红军的感情，增强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决心。

红五军团上上下下，对宣传队的慰问工作和演出活动非常满意。毛泽东听到了对他们的好评，特地写信来表扬钱壮飞他们，鼓励他们在五军团多活动一段时间，用各种方式特别是人们容易接受的文艺形式，开展更多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的信如同一股温暖的和风，将大家多日来演出的疲劳一扫而光，钱壮飞更是干劲十足，他在参与演出活动的空隙里，已经在酝酿下一个剧本的情节了。

（二）

1934年1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达瑞金，不久他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委员，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负责领导中央苏区的文艺、戏剧工作。瞿秋白虽然很早就步入职业政治家的生涯，但从内心来说，他更钟情于做文艺方面的工作。这次他来到瑞金中央苏区，被任命负责领导苏区的文艺、戏剧活动，他也很觉高兴，干起来举重若轻，得心应手。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钱壮飞的红色戏剧生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当时，瞿秋白对戏剧工作十分重视，在他的提议下，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命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不久，学校成立了“蓝衫剧团”， 由李伯钊任校长兼团长。

李伯钊请来了赵品三、危拱之及朝鲜籍音乐家崔音波；请来了刚从白区来的石联星，以及红校干部中的文艺爱好者钱壮飞、胡底、伍修权、黄火青、钟伟剑、沙可夫等多才多艺的同志，一起联合发起组织定期的文艺晚会，并且开始正式排演话剧。

在中央的指示下，从苏区和红军中抽调来第一批40名学员，他们都是聪敏活泼又略有文化的共青团员或优秀青少年。

高尔基戏剧学校时开办时没有教员，没有教材，没有书籍。最成困难的是教员，只有钱壮飞、胡底两个人，又多兼职，每周每人要任课24小时。瞿秋白用鲁迅的话鼓励他们：“路是人走出来的。”

钱壮飞作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临时教员之一，承担的教学任务很重，但他尽心尽职，把自己的全部知识、才能都献给了这批红色的艺术新苗。他经常面对面、手把手地教导和带领他们，边教学边实习，不久就帮排练出了第一台晚会剧目。

自此，钱壮飞他们每周都在红校举行演出晚会，以后就应机关、部队及群众的邀请，不断对外公演。

学校没有剧场，钱壮飞他们就在瑞金附近找了一所破庙，略加修理，建了一个室内剧场，解决了学员们日常排练缺乏场地的问题。

高尔基戏剧学校附设剧团经常组织学员到火线上巡回表演，鼓舞士气，进行作战。平时则按集镇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联系，搜集创作素材。学校除普通班外，还增加了红军班和地方班，还把工农剧社的社长，各区的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开设地方班，半年毕业。

高尔基戏剧学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它先后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1000多名文艺骨干，作为学校的主力教师，钱壮飞付出了很多心血，功不可没。

这段时间内，钱壮飞在完成二局工作任务之外，还要经常到学校来，一边搞好教学，一边坚持写剧本。

钱壮飞的剧本创作得到瞿秋白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他经常和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沙可夫等有关负责同志商量文艺和戏剧工作。他很重视抓剧本的创作，经常启发和鼓励大家搞创作。在空余时间, 他常和剧社的创作人员围坐在一起讲外国和民间的故事与小说，如《毁灭》、《死魂灵》、《第四十一》等。

有一次，瞿秋白还特意赶到钱壮飞的住处，询问剧本创作情况。

瞿秋白对他说：“我不会写剧本，只能供给你一些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讲上海工人和巡警察红头阿三斗争的，我告诉你，你可以将它改编成剧本。”

钱壮飞说：“好啊，这方面的素材太缺乏了，我们正等米下锅呢。”

瞿秋白说：“素材是慢慢搜集的，要积极去体验生活。你们剧社创作人员要与农民交朋友、听故事，收集创作素材。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能产生好的作品。”

钱壮飞连连点头，他觉得瞿秋白真的很懂文艺，一番话让他受益匪浅。

根据瞿秋白的指示，钱壮飞、胡底等剧社的同志以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的两种方法，写出了很多剧本。按照瞿秋白制定的“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作品总是日趋完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很大的提高。

钱壮飞经常参加戏剧会演工作。这种会演是经常进行的，剧团分头下去演出，回来时都会带来一批新的创作节目，于是在俱乐部会演，通过评比，看哪个剧团、哪个节目是优胜者。

有一次，会演的舞台搭在叶坪附近的树林当中，上面有棚，还有后幕及简单的布景，台前挂着两盏汽灯照明。参演的火星、红旗、战号等三个剧团竞相演出了话剧、歌剧、舞剧。

群众踊跃前来观看，他们有山上村子里的群众，还有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村民。陈毅、项英等中央局的领导都来了。

没有座位，大家就都站着看戏。

演出进行到一半，开始下小雨了。后来愈下愈大，但演员愈演愈有劲，观众也不肯离去，有的打着伞，有的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等站着看戏。戏从傍晚开始，一直演到时近拂晓才结束。

在淋漓的大雨中，陈毅、项英、陈潭秋、毛泽覃、何叔衡、刘伯坚等一起看演出，直到结束为止。

会演后，在瞿秋白主持下，对演出剧目进行了评奖。评定结果，火星第一， 红旗第二，战号第三。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石联星主演的话剧《牺牲》、丘兰主演《李保莲》、郑贻周主演的《非人生活》。

钱壮飞参演的是话剧《牺牲》，继续在里面饰演蒋介石这一角色。他一上台，总能引起一片惊呼，因为他演得越来越像蒋介石了，不仅形似，更是神似，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令人拍案叫绝。

这是一次很值得纪念的、在特殊环境下举行的会演。曾经参与演出的赵品三同志后来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追忆这次会演。他写道：

十里听歌冒雨来，

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

星月联华叹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

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

三度闻鸡不肯回。

元宵结采赣江春，

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

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豚煮酒老军旅，

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

雩都情景宛如新。

在那些日子里，只要传出有文艺晚会的消息，特别是有“赤色明星”的精彩表演，瑞金全城都会热闹起来，从党和红军领导人，到几十里以外的农民乡亲，都争先恐后地赶来观看。

只见苏区群众拖大抱小三五成伙地打着火把，点着灯笼，从四面八方汇向演出会场来，连远在叶坪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特地进城来参加晚会，兴致勃勃地欣赏他们的每一个节目。

钱壮飞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戏剧会演，为战斗紧张、生活艰苦的苏区军民提供了难得的文化享受和珍贵的精神食粮，每次晚会都成为瑞金以至苏区的盛事和美谈。

（三）

随着演出活动不断增多，在李伯钊的领导下，钱壮飞及其战友开始酝酿发起建立一个固定的艺术组织。演出的成功也使中央苏区有关领导感到需要建立一个专业化的剧团。于是，以开展戏剧活动有成绩的红军学校俱乐部为基础，邀集了党和红军中一批热爱文艺并有一定才华的同志，共同协商讨论，成立了瑞金第一个专业化演剧团体、以人民军队诞生之日命名的“八一剧团”。

“八一剧团”的名声，很快在苏区各地和红军各部队传扬开来。苏区和红军中的各个重要会议，都请他们去演出，各地各部队邀请他们前去演出的信件、电话以至电报，连续不断地发来瑞金。

驻在瑞金的党政军机关连同当地的群众，更是密切注意着他们的演出活动，生怕错过了一饱眼福的机会，以致老是有人打电话到消息灵通的红色中华报社，向他们打听八一剧团的演出消息。

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及时报道了他们的活动，以《蓝衫剧团出发大获成功》为题发表消息，说他们为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充分利用活的宣传，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已经把普罗戏剧的火星散到了各地”。

《红色中华》报对剧校和苏维埃剧团的开学及其演出，迅速作了突出报道，在“苏维埃文化建设开端”的大标题下，说剧社公演的“巨剧”，“收到了极大的成功，给全体观众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无疑的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对剧校的开学及剧团的演出，作了很高的评价。

剧团不仅在苏区农村和红军部队中演，还把自己的节目演到了前线阵地上，连对面来“围剿”苏区的白军士兵，也成了苏维埃剧团的观众。

在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碉堡、战壕一直修到离我们几十米处，剧团的同志就在阵地上，向对面白军士兵喊话、说书和唱歌。

当发现敌人军官不在附近，白军士兵对剧团的节目很感兴趣，剧团就在部队的掩护下，选择有利地形，为对方演出两个短剧。

这些节目都是根据特定对象认真准备的，有的白军士兵边看边同我方问答对话，了解我方的政策主张。

这种特别的演出虽然机会不多，但效果却很好，不少看过或听过剧团节目的白军士兵，后来举行了战场起义，甚至整班整排地集体投奔红军，说自己最初正是通过苏维埃剧团的演出节目，才了解了红军并决心走上新路的。

钱壮飞因为二局的工作很忙，所以跟剧团出去演出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只要去一次，他就非常投入。

苏维埃剧团每次到红军中的慰问演出，实际上是一次推动部队戏剧运动的巡回辅导和示范表演。他们走一路演一路，也撒播一路的艺术火种，当然地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有一次在一军团演出后转往别的部队时，军团聂荣臻政委十分遗憾地说：“怎么让他们走了，追回来再演几场吧！”

苏维埃剧团每次巡回演出，既慰问和鼓舞了反“围剿”斗争的苏区军民，又使自己在思想和业务上得到了锻炼提高，还带回了许多新创作的剧本、活报、歌舞节目和新搜集到的斗争事迹、民间故事、民歌。

由于不断四处奔波、翻山过水，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个晒得又红又黑。

当他们巡回结束回到瑞金时，不由兴奋地唱起了自己新编或新搜集到的革命民歌。

他们最爱唱的一首叫《苏区景》，是用江苏民歌《无锡景》改编的，钱壮飞也很喜欢听他们唱这样的歌，有时他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两段。歌中首尾两段是这样的：

胡琴拉起来呀，唱唱咱苏维埃。

苏区格地方天下最可爱呀，

看见心花朵朵开呀，

诸位要是听见保管喝声彩呀！

……

听完苏区景呀，实在好开心。

归根结底政权顶要紧呀，

诸位快快下决心呀，

拥护那个政权代表工农兵呀！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可谓“鼎盛”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30日决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为此，红一方面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会。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活动。

运动会后进行了规模盛大的文艺会演。

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整个红一方面军的文艺队伍欢聚一堂，连续演出了三天，真是盛况空前。红一方面军团职以上干部观看了演出。

战士剧社还临时排演了一出大型话剧《杀上庐山》。这个剧本是钱壮飞和李伯钊、李克农、胡底等几个同志编写的。这个剧本经周恩来同志审阅后送聂荣臻同志。聂荣臻指示战士剧社以最快的速度赶排上演，并亲自扮演了剧中的宋子文。

剧情大致是这样的：1933年的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特聘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和美、意教官亲自任课，对各级军官进行专门的训练。同时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方针，积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红军发起总反攻，杀上了庐山，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大小喽罗被红军一举聚歼。

在剧中，钱壮飞还是扮演蒋介石。李卓然同志饰赛克特。导演罗瑞卿同志竟然扮演了一个极普通的角色——一个团总的儿子。可以说甘当配角吧！童小鹏同志饰宋美龄。张际春、徐彦刚、文笑梅等许多剧社的同志都上了场，潘振武则演一名抱着“哈奇科斯”（一种德国造的轻机枪）冲上庐山的红军战士。

这个戏颇有特点，把蒋介石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方针形象化了。“三分军事”由何应钦等三名国民党将领代表；“七分政治”由什么AB团、改组派、蓝衣社、还乡团、保安队、靖卫团等代表。每个演员胸前背后用白纸黑字写上名称，像是两块商标。不然的话，一窝蜂上台，就分不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了。

《杀上庐山》是这次会演的压轴戏，为红军准备反击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不幸的是，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这次反“围剿”终遭失败。

作为苏区活跃的戏剧家，钱壮飞无论怎么忙碌，心中对戏剧这一块的情感总是那么深，那么不可割舍，他虽然是一个才华卓越的红色情报专家，但在他的心底里，却一直回旋着那首激越自豪的《工农剧社社歌》：

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

艺术是我革命的武器。

为苏维埃而斗争！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指示新社会的光明，

创造题材与故事英雄，

就在革命与战争，

赤色革命的战士。

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

阶级斗争的工具。

为苏维埃而斗争！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指示新社会的光明，

创造题材与故事英雄，

就在革命与战争，

赤色革命的战士。

第十章  血洒长征路

（一）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共中央率8万6千人的红色大军撤离红都瑞金等地，分别从赣南于都河的八个渡口，跨过于都河，向着日落的西方迤逦而去，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钱壮飞就是这悲壮的红色大军中的一员。

残阳如血，秋风瑟瑟。那个秋夜，特别凉。

长征出发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只会机械地照搬欧洲军事理论按粗略的地图制定战略战术，但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却将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李德便开始指挥红军进行一场绝无胜机的战斗，刚刚成长起来的红军，开始面临一场她诞生以来最大的劫难。

50万对10万，正规军装备对游击战装备。巧的是，对手的指导者也是一位德国人，67岁的“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赛克特。而当李德还是一位服役不久的士兵时，赛克特已经是德军陆军的参谋总长了。

拙劣的学生对上老奸巨滑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竟然指挥红军打起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战。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再败。看到一批批红军将士倒在血泊中，彭德怀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

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大炮下节节败退。广昌一役，红军损兵5000人。伤员多得治不过来，钱壮飞这时候又履行起一位军医的职责，与卫生兵们一起忙得几天几夜没合过眼，用来包伤口用的纱布都洗烂了。

广昌战役失败，中央苏区门户洞开。 

      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中央红军以党政军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这支在红土地上征战多年的红色大军，不得不挥别自己曾经浴血保卫过的故土，踏上生死长征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长征开始后，钱壮飞与二局的同志属军委纵队。中革军委二局担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为了工作方便，钱壮飞将二局同志编成两个梯队，一个前梯队，一个后梯队，有时甚至分为三个梯队，保证日夜24小时工作不停顿。

一路上，钱壮飞继续从事情报侦听破译工作。他根据获得的情报来绘制敌人的军事行动图表，使中革军委能迅速准确地掌握敌情，从而能掌握主动，制定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中央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转战十余省，大小战斗数百次，却从未中过一次埋伏，这是什么原因呢？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 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四渡赤水可以称得上是红军情报战运用最出色的一个经典之战。这是1935年1月至5月间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指挥各自部队在黔、川、滇交界地带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西进，抢渡乌江天险。7日，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指挥红1军团2师6团智取贵州省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中共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分路向遵义地区逼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部或西北部创建新苏区。

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尾追和堵截，并加强长江防御。为此，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

红军为摆脱川军和滇军的夹击，于2月11日，突然转向东进，二渡赤水河，重入黔北，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之后，国民党军政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

当蒋介石急令其所部向川南进击时，红军突然折返贵州，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调出滇军来援。

当各路追剿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中央红军主力乘虚进入云南，直逼昆明，当滇军急忙增援昆明时，红军又乘虚直抵金沙江畔。

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牵制国民党军而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也渡过金沙江并与红军主力会合。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较量以毛泽东指挥红军成功地突出重围而告终，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意图化为泡影。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敌变我变。

其实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难，因为在敌众我寡的战场上“我变”的前提必须是确切掌握“敌变”的具体情况。

长征路上，钱壮飞是为数不多的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之一，他经常和曾希圣去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一局也会派人到二局查询这些情况。为了高度保密，只有极少数领导人了解情报内容，以致不明个中玄机的绝大部分指战员对红军的行动发生了误解，甚至高层领导如林彪还出现了因红军走“弓背路”而怀疑毛泽东指挥能力的风波。

四渡赤水期间的毛泽东依靠钱壮飞等人提供的准确情报信息的绝对优势，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灵活机动的特长，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一句话，掌握了敌手的情报无疑等于掌握了对手的命脉。这就是使得原本就擅长用兵，尤其是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对情报的重要作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后来对时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泽东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为基础的。”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 和陈赓、曾希圣、钱壮飞、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红军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自己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有人对长征中红军能及时掌握敌情，而敌军却耳目闭塞总是不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发出了感慨，红军究竟靠什么能如此高度保密？

其实说来很简单，就是多了个心眼，以防敌人侦听。为了加强电台保密，郭化若、钱壮飞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许多具体纪律，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

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曾希圣、钱壮飞等情报专家的意见，命令电台的电键交给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使红军的军事秘密做到万无一失，畅通无阻。

长征期间，红军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根结底要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的远见卓识。

1929 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

后来，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钱壮飞、李克农等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密码本，红军情报人员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四渡赤水期间，在龙里和贵定之间总共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反复进出，来回穿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转去，局外人看来匪夷所思，非常神奇。这中间除了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着军委二局提供的准确及时的军事情报，而这些可靠的情报都离不开一个秘密武器——一部小小的密码本。

这个密码本说来还有一段精彩有趣的故事。钱壮飞在当徐恩曾机要秘书时，通过非常手段获得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密码本。钱壮飞暴露离开中统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万里长征一次也未中过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部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革命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句话：“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二）

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钱壮飞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编在一个小队，随军委纵队转战到了湘南、贵州等省。

组织上考虑到钱壮飞年龄比较大，给他安排了一匹骡子，但他却很少自己骑，经常给同志们驮行李，或是让有病的同志骑。

行军路上有人生病，他便亲自去看病，开药方。某部一位战士患了疟疾，病情一天天加重。那位战士再三恳求放下他，不要连累战友，但同志们说什么也不肯放弃。消息传到钱壮飞这里，他二话没说，拎着医药箱就赶过去。检查后，他从药箱里拿出一包自己在长征途中采集的草药，那位战士没几天就痊愈了。译电员李德元过湘江后得了痢疾，钱壮飞亲自给看病开药方；还把骡子给他骑。不久，钱局长的“神医”美名就在红军队伍中传开了，来找他看病的人愈来愈多。钱壮飞听后一笑，说：“哪来什么神医，我不过是个过路郎中。”

从江西瑞金梅坑出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强度湘江，第一次过乌江，四渡赤水，第二次占领遵义。钱壮飞的足迹跟随部队走遍赣、闽、粤、湘、桂、黔各省。

路上，他和局里的同志边行军边工作，一直保证情报24小时搜集不间断。当时，组织上给他专门配备了一匹骡子作代步的工具，但他很少骑，经常把骡子给战士们驮行李，或给受伤的、生病的战士骑，自己跟着大家徒步跋山涉水。

每到一处，钱壮飞都顾不上自己休息，便与同志们一道抓紧时间开始紧张工作。

到了深夜，同志们都睡了，他还要查岗查哨以保证大家安全。

此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虽然由于情报工作需要他而暂时未能到任，但他心里充满了豪情，更对革命抱有了必胜的信念。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仅仅数天之后，他的生命就走向了终点。

1935年3月31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开始南渡乌江。

乌江上游黄沙河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等几个渡口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渡江红军队伍。

上午11时左右，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等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

钱壮飞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一、六分队行动。无线电营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电台装备比较笨重，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这些设备都需要肩挑背扛，行动起来十分艰难。

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无线电营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两队密切配合，做到24小时收报、译报。

红军渡过乌江后，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

当夜，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

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高山——西望山。

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从西望山左面穿过，直奔流长，向扎佐方向进发。与此同时，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的部分战士向九庄镇进发，他们打算经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扎佐与中革军委会合。

中午时分，两路大军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在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快速向指点的地点推进。

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由于他们正随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所以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们身上。这之前，钱壮飞与周恩来一直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钱壮飞跟在周恩来身后，一边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着，一边与周恩来说着话。

周恩来一直对钱壮飞很器重，长征途中，一直把他带在身边。这不仅是那次在白区截获重要情报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救了他的命，更重要的是他对钱壮飞的才华很是欣赏。

“壮飞啊，我们这一走，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瑞金呢。”周恩来抬头看了看西望山的顶峰，感叹地说。

“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回去了。”钱壮飞说，疲惫的脸上露出微笑。

“是啊，革命胜利总会有胜利的一天，虽然现在我们遇到了一点挫折。”周恩来停下脚步，擦了一下额头渗出的汗水，看着钱壮飞，“留在苏区的同志报告说，我们撤离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瑞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清剿，苏区人民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你设计的阅兵台，大礼堂，红军纪念塔也被陈诚炸掉了。”

“啊，他们怎么……这也太可惜了！”钱壮飞很吃了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撤离苏区踏上长征路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那几个凝聚了他无数心血的红色建筑都会遭到敌人的破坏，但他没想到的是破坏竟然来得这么快。

“壮飞，别难过。”周恩来安慰他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去了北京，你再重新设计，到那时候，我们要把阅兵台造得更大，纪念塔造得更高。你这方面的才华还会有大有用武之地的。”

“嗯，会有这么一天的。”钱壮飞抬头看了看层峦叠嶂的远山，眼神里流露出坚定的神采。

但他没有想到，那一天他等不到了，死神就在不远处等着他。

部队刚翻过大岩头，突然天空中出现了4架国民党飞机，俯冲下来，企图袭击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情况十分危急，红军立即发出空袭信号，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的指战员们迅速各自分散隐蔽，纷纷上山，钻入密林。

钱壮飞带着几个人也上了山。

当空袭过后队伍集合时，大家却发现钱壮飞没回来。

“钱壮飞不见了？！”周恩来心里一惊，随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立即派出几路侦察员上山寻找。

“一定要把钱壮飞同志找回来！”周恩来给他们下了这样的命令。

一个多小时过后，几路侦查员纷纷回来复命：他们在密林里到处寻找，角角落落都找遍了，但都没有找着钱壮飞。

周恩来听了，面色凝重，他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钱壮飞的眼睛不好，难道他在躲避空袭钻入密林后不小心摔下悬崖去了？

周恩来又派了一批人，到大岩头附近的沟谷里去找了一遍，也没有见到钱壮飞的影子。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尤其是无线电营的同志们，他们无法接受钱壮飞失踪的消息，有的同志都快要哭出来了。

“也许他迷了路，找到了路他会跟上我们的。”周恩来安慰着大家，心里也十分后悔，刚才躲避敌机疏散到密林中的时候，没有把钱壮飞带在身边。

“但愿他能找着路，尽快跟上大部队。”周恩来在心里祈祷着，命令部队继续开进，军情紧急，不能在这里再等下去了。

周恩来把钱壮飞失踪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此事，他知道钱壮飞掌握着重要的机密，而且也了解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干部。所以，指示红五军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钱壮飞。

红五军团接到命令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

接受任务后，欧阳毅迅即带了一支部队，返回钱庄失踪的地点寻找他。他们在树林里、村庄里，找了一个多小时，连搜带喊，也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三）

其实，在大家回头寻找钱壮飞的时候，他已经跟上红五团的队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躲避空袭上山钻密林的时候，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了山岩下。

当时，他的眼睛由于长期在桐油灯下熬夜工作，近视得已经很厉害了，没有眼镜简直寸步难行。他只好到山岩下去找眼镜，等他找到眼镜走出密林的时候，发现队伍已经走远了。“糟糕，掉队了！”他着急起来，他埋怨自己为什么听到飞机声就那么紧张。

钱壮飞站在山路上观察着四周，面前就是一个岔路口。一条路指向流长，一条路则指向九庄镇。他迷惑了，他不知道该往哪一条路走。犹豫了半天，他选择了去九庄镇方向的那条路。

走了一会，他欣喜地看见前面有几个红军也在赶路，也许也是躲避空袭掉队的。钱壮飞赶紧跑上前去，向他们问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无线电队从这里经过？”询问。

“看到过的，他们就在前边。”这几个红军中，有一个矮个子指着山路拐弯处回答道。

“太好了，谢谢你们！”钱壮飞大喜过望，谢了他们，就赶紧向前追去。

很快，他就追上了前面的队伍。果然是无线电队，但让钱壮飞失望的他们是红五军团的无线电队。

他真的走错路了。

因为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

“回头是不可能的了，你还是跟我们走吧，一天就能到扎佐跟你们部队会合。”无线电队的同志劝他道。他答应了跟他们去九庄镇。心里想的是，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

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走了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钱壮飞他们到达了九庄镇。红五军团已于昨夜先期到达九庄，并在这里宿营。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

第二天上午，红三军团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此时，蒋介石已乘专机赶到了贵阳。红军的动向让他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

九庄到处充满了战前的紧张气氛，钱壮飞顾不得与周恩来他们取得联系，就立即与红五军团的无线电队一起投入了工作。

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红五军团无线电队的不少战士也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很快与他们融为了一体。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是报房最好的选址。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

傍晚，当红五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几架敌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数十枚炸弹。

“轰隆——砰砰——”剧烈的爆炸声破空而来，九庄镇西门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接着敌机向祖师观飞来。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这种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所以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

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冒着随时被敌机机枪击中的危险，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

祖师观内的战士们为了将敌机引开，纷纷拿起枪冲出了祖师观。

正在祖师观里的钱壮飞也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步枪，与战士们一起冲了出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红军战士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有一架敌机被击中了，拖着一缕黑烟狼狈逃窜。另外三架敌机恼羞成怒，一次次俯冲下来，向红军战士猛烈扫射，因为距离太近，又没有什么坚固的掩体，战士们纷纷中弹倒地，伤亡惨重。

钱壮飞急了，他端起步枪，扣动扳机，向敌机射击。

啾啾啾——一梭子弹突然击中了他的胸口，鲜血刹那间染红了他的衣服。

钱壮飞倒下了，倒在了这片被鲜血浸透的红土地上。

他最后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他看到了一轮绚丽的夕阳正在缓缓下沉，看到了天边有飞翔的鸟儿正在归巢，也看到了战友们雄壮的脚步正在激越地向前迈进……

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他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山河失色，大地同悲。特殊战线上的一代传奇英雄钱壮飞就这样将热血洒在

了乌江岸边。

敌机在这次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

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在这次敌机空袭中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

1968年左右，当地政府移迁烈士遗骸。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的那个无名红军首长墓，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时大家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职的军官，但是不是钱壮飞，就不得而知了。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了，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可能就成为了一个谜。

我们只能说，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

（四）

钱壮飞牺牲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其一：

1935年3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金沙县后山乡，准备从梯子岩渡口过乌江往息烽县流长。

钱壮飞发现通往渡口的道路两旁全是森林。为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安全过江，钱壮飞毅然赴森林地侦察敌情，在侦察敌情时掉队。

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

夏树云找到当地里长陈玉顺去索要。此事后被国民党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在宋家寨右侧约一华里的山脊上，将他强行推下一个叫“没良坑”的约有五六十公尺的山洞，并用大石头砸向洞底，当即将其害死。

这位红军干部随身所携带的物品，均被凶手掳去，书籍、印章等当即被烧毁，只有一床黄绒军毯，现尚存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编号八四五。

据说在息烽县流水乡没良坑殉难的自称夏树云的红军干部，即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的钱壮飞同志。

其二：

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从金沙县沙土、后山一带南渡乌江。

当时有一位红军同志，沿着主力红军的过江路线，单独一人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

当这人走到乌江北岸离梯子岩渡口大约二华里的彭桂容家时，向彭桂容买东西吃。这位红军身着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随身带着一支手枪。他高个子，长脸型，外省口音。

由于彭桂容听不懂他的话，加上此时红军已全部过江，仅他一人到此，他是不是红军，令彭桂容感到疑惧，因此她就背起娃娃往外跑。

这位红军向彭桂容追去，边说边摸他上衣口袋里的钱。他追到陈么嫂家，又向她买鸡蛋吃，陈么嫂也听不懂他的话，也跑了。

这位红军没有买到充饥的食物，见天色已晚，就离开陈家转身住江边方向走去，经过黎丛山家门口便走进黎家，要黎丛山带路。

这位红军不知黎丛山就是当地恶霸地主刘家的帮凶，又是为非作歹的土匪。

黎丛山见这位红军单身一人，身上既有手枪，还有包裹，遂生歹意。

黎丛山便“热心”为这位红军带路，当走到梯子岩附近的堰田岩（今后山乡岩口村）时，看到江面上已经没有过江的浮桥了，黎丛山心想抢枪的时机已到，就站在堰田岩顶上，佯装着给这位红军指点过江的路线。

就在这一瞬间，黎丛山趁这位红军站在岩上集中精力观看路径时，他突然伸出双手猛力将这位红军推下岩去。此岩笔陡，高约30余米。

这位红军落至半岩被杂树挂住。

黎丛山又站在岩顶用乱石块把这位红军砸下岩底，然后他又走下岩去继续用石块将这位红军砸死，并抢走了红军的手枪和所有衣物。

黎丛山回家后，他的侄子黎志修见他得到红军的一件绫绸衣服，一条灰色裤子，两件毛线衣，一支手枪。

后来黎丛山将手枪给沙土镇区员何中培换得两石谷子和一匹马。

黎丛山谋杀了这位红军几天以后，当地群众冒着极大危险将这位红军的尸体就地埋葬。从此这所坟就叫红军坟。

（五）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钱壮飞牺牲后，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设法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由周恩来、李克农、徐特立、李强等负责抚养照料。

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颖超将钱壮飞的小儿子钱一平叫去，心情沉痛地对他说：“一平，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他只有40岁。”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钱壮飞、胡底为革命烈士，把两人的名字载入大会印制的《革命烈士名人录》里。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见到钱壮飞的长子钱江时，也没忘这段历史，她对钱江说：“你爸爸的事，我们都知道，主席常念念不忘……”，并勉励他“为文艺革命立新功”，钱江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

周恩来还曾多次怀着深切追念的真挚感情说起，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1955年，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他就是李克农。

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钱壮飞当年的亲密战友、“龙潭三届杰”之一的李克农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毛泽东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了他。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和钱壮飞、胡底等人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李克农逝世后，各界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场面庄重，极尽哀荣。

在他的悼词中，非同寻常提及了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先逝者钱壮飞和胡底：“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说：李克农等人对党是有大功劳的。

这份悼词，这个评价，是党中央对李克农也是对钱壮飞、胡底特殊功勋的追思、褒扬，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铭记。

（六）

1977年8月，乌江电站库区水位升高，位于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堰田岩附近的红军坟行将被掩没。当地群众又将这位红军的遗骨掘出迁葬于张家垭口。

后山乡党委组织群众召开追悼会，将墓迁于今址并树碑，碑刻“红军烈士墓”五个大字。

20世纪80年代，经各级党史部门调查核实，这位烈士就是钱壮飞。

1985年春后，后山乡又集资重建占地80平方米的墓冢。墓式呈圆形石围土封，冢前置三层台式墓碑，高达2.33米，正面碑中阴刻：“钱壮飞烈士永垂不朽！”其右面刻联：“先辈遗志似日月经千秋万代照青史；红军精神犹江河行五洲四海挽狂澜。”

1990年，中共金沙县委、金沙县人民政府及后山乡出资和组织群众捐资共8 000多元，在沙土镇东隅石观音山峰建有占地约200平方米、钢骨水泥结构的“钱壮飞烈士纪念碑”，并在碑身南北两面，各嵌大理石一方，分别刻有“钱壮飞烈士生平”及缅怀诗词。

2002年，根据金沙县党史部门的上报，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安全部下文，明确认定钱壮飞烈士1935年4月1日牺牲在金沙后山乡堰田岩。

有关部门先后投资50万元修葺钱壮飞烈士墓地，2004年投入80万元建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馆，2005年3月竣工。

 “龙潭虎穴建奇功，黔山秀水祭忠魂。”这是钱壮飞烈士的墓联。是的，烈士的功绩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人民群众不会忘记。

2005年4月1日，国家安全部、总参三部和省相关部门在后山钱壮飞墓前举行钱壮飞烈士牺牲70周年纪念大会。

安全部把钱壮飞烈士墓地及其事迹陈列馆定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省委省政府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进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馆，暗古铜色的墙壁上最先印入眼帘的就是三人浮雕像，这三人就是有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

年轻的解说员正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认真地向参观者依次介绍着钱壮飞烈士的事迹，参观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倾听着，件件桩桩充满传奇，感人至深。他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了赤胆忠心的钱壮飞，机智勇敢的钱壮飞，多才多艺的钱壮飞。

在陈列馆的最后，是烈士的次子钱一平先生所写的一段话：“长征浩气千秋在，乌江雄风万古情。感谢乌江人民为先父钱壮飞在长征中牺牲立纪念碑。”

 这里是钱壮飞牺牲的地方，这里安息着烈士的浩然忠魂。

钱壮飞的名字与后山紧紧地连在一起，当地人因此更愿意把刚修进后山的柏油路称为“壮飞路” 。

松涛阵阵，凝思悠悠。钱壮飞墓前，凭悼者来来往往。一代传奇英雄长眠于此，永远安息！

壮飞之歌

金陵霹雳夜，既倒挽狂澜

湖州骏奇男，壮飞遐迩传。

孤身入虎穴，镇定如泰山。

探囊取密电，敌腑皆洞穿。

百万貔貅扫，朱毛挥指间。

金陵霹雳夜，崩讯来楚天。

                  一发千钧际，既倒挽狂澜。

德馨风仪念，颂君有长篇。

片碣功碑在，仰止乌江边。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湖州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