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慈溪县委在日伪军重兵盘踞的浒山镇设立“三友酒店”秘密联络站。这是一场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隐秘战斗。重温这段历史，目的不在于猎奇故事的曲折，而在于深入剖析先辈们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如何开展保密工作，以及这些血与火淬炼的经验对新时代保密事业的深刻启示。

浒山街道东门桥

一、暗流涌动的闹市孤岛

1941年夏，胡敏、徐大雄、朱寅如三位同志在天元市建立秘密党支部，负责侦查敌伪顽劣和地方恶霸的活动。1942年底，党组织将联络站迁至浒山镇东门外的“三友酒店”。徐大雄任经理，朱寅如负责账房。

当时的浒山镇是日寇、汪伪的中心据点。城内驻有日本鬼子、伪中警、伪浙江保安团，东门外当铺里还驻守着伪十师的一个连。更致命的是，城内暗藏着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别动队，他们便衣短枪，日夜出动，专门对付我党地下工作者。在这样极端恐怖、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三友酒店”成为了党组织在敌军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也面临着随时被连根拔起的巨大风险。

解放战争时期的徐大雄

二、隐蔽战线的极致运作

在极端高压的环境下，“三友酒店”秘密党支部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保密措施，构建了一套严密的隐蔽战线运作体系。

（一）选址与身份掩护的“社会化”

地下党没有将联络站设在偏远隐蔽处，而是选择在繁华的东门外开设酒店。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策略，利用市井烟火气作天然屏障，以“经理”、“账房”、“学徒”等合法的商业身份完美融入社会。现代保密工作同样应善于利用社会化掩护，在合法的商业外衣下搭建隐蔽阵地，降低敌人关注度。

（二）情报传递的“微缩化”与“伪装化”

为了应对敌人的突击搜查，情报传递做到了极致。地下党员将情报写在极薄的小纸片上，卷成火柴梗大小，塞进“白纸香烟”或火柴盒中。白纸香烟、火柴盒成为绝佳的隐蔽载体，既方便传递，又能有效躲避物理搜查。同时这也警示我们涉密载体管理必须具备“严密防范”、“确保安全”思维，严防载体在物理层面被识别和截获。

（三）身份认证的“暗语化”

在敌特密布的险境中，识别同志与敌人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上级派胡章生同志来联络时，以唱《国际歌》作为确认信号。这种严密的暗号机制，杜绝了敌特冒充和渗透。这对应了现代保密工作中的身份认证与权限访问控制，必须严格执行涉密人员资格审查，绝不给敌对势力任何可乘之机。

（四）危机应对的“单线化”与“群防化”

“三友酒店”党员之间实行严格的单线联系。1945年4月，联络点暴露，敌人逮捕了朱寅如等人，但由于严格的纪律切断，敌人妄图将姚北区、姚东区秘密系统一网打尽的阴谋未能得逞。同时，徐大雄能屡次脱险，离不开群众的掩护（遇敌时群众用暗语提醒，邻居“阿奎家”开门掩护）。这体现了“专群结合”的保密防线雏形。

三、没有惊天动地的冲锋，却让敌人的图谋落了空

三友酒店的历史作用，首先体现在持续发挥了联络站功能。1942年底至1945年，它作为中共慈姚县委秘密联络站，承担联系周边党组织和党员、侦察敌情、发动青年参加抗日等任务。在敌伪控制严密、便衣短枪四出的环境下，能够保持数年不中断，本身就说明隐蔽体系是有效的：情报能进得来、传得出，人员能藏得住、转得走，组织能连得上、续得起。

其次，它最大程度保存了革命力量。1945年6月13日，日伪军得知三友酒店停业消息，于节前一天查封了酒店全部财产，逮捕以徐大雄为首的中共党员以及学徒卢林远，其他人员趁机逃脱。6月14日，以高云瑞为队长的别动队又在天元市桥和酱园逮捕党支部其他党员。敌人来势汹汹，妄图把姚北区、姚东区秘密系统党组织一网打尽，但这一阴谋最终未能得逞。三友酒店虽然遭到严重破坏，却因撤站及时、预案在先、群众掩护和区委接应有效，使脱险党员安全转移，秘密火种没有熄灭。对秘密战线而言，保存组织、保存干部、保存联络，就是最重要的胜利。

再次，它在严酷环境中凝聚了群众、锻炼了队伍。联络站不止传递情报，还了解人民疾苦，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把秘密工作同群众工作、抗日宣传结合起来。这样的保密，不是消极防守，而是以守为攻、以隐护战。三友酒店遗址今天立在解放街东门桥，正是对当年“守得严、转得快、靠人民”的最好证明。

结语：门桥无声，纪律有声

今天的解放街东门桥，早已没有当年的硝烟和岗哨；三友酒店也只余遗址，静静立在河畔。但那段历史并未远去：一家开在敌伪据点旁的酒店，告诉我们秘密工作的胜利不在喧哗处，而在无声处；不在于一时胆大，而在于日日守纪；不依赖某个人的机敏，而依靠组织体系、制度约束和人民支持。对新时代保密工作者而言，当年的“白纸香烟”已化作数据、文件、会议、网络和移动终端中的每一次授权、每一次审批、每一次沉默。把知悉范围缩到最小，把流转路径管到最严，把异常情况报得最快，把人民立场站得最稳，就是对三友酒店最好的纪念。

慈溪市国家保密局